记者 谢婷婷 谢芳 罗郁慈

　　从教学岗位到行政岗位，又从行政岗位重回讲台，张军的教学生涯里有过两次身份转变，不变的是他对于讲台的热忱、对于学生的热情和对于学术研究的热爱。

　　从业31年，张军站在讲台上的时间长达21年之久，从开设讲座、课堂问答、邮件往来到微信群中答疑、在线讲评作业，他的教学手段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教学之余，张军勤于笔耕，潜心研究，在国内期刊杂志发表论文、文章280多篇，主持省级课题8项，参加国家级课题1项，出版专著16部，主编教材4本。

　　2010年，他被评为湖北经济学院首届教学名师，2014年，他当选为“经院名师”，2018年入选湖北经济学院第一层次人选。他是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省委党史研究室特聘研究员、全国社科同行评议专家。凤凰卫视、武汉电视台曾对他做过多期访谈。2017年调任校学术委员会，担任秘书长一职，现为学校学术发展与学术治理工作服务。

　　在学生眼中，他儒雅博学，风趣幽默，观察问题见微知著，分析问题理性客观，虽然事务缠身，却对学生有问必答，谦和热情。张军说，他是把三尺讲台视为安放生命价值的所在，更把学术研究与教书育人当做生命的意义来追寻。

　　“勤于学习，埋头实干，读好书，教好书，写好书，当是我毕生的追求，也是我生命意义的所在。”在张军看来，只有摒弃功利，眼光远大，沉得下心，静得住气，才能成为真正的学者，做出有价值的研究。

真正的学者，不在乎“板凳冷热”

　　少年时代，张军就追着说书先生到处听书，小街中心的说书处，张军长期守在最中心的位置。“一到太阳下山，说书人就拿小鼓一敲，端一杯水往桌上一放，开始讲西游、谈三国。对当时六七十年代的人们来说，说书人是一位相对自由的文化传播者，能为大家带来精神享受。”

　　这是张军对于“说与听”的最直观感受，在他语言表达体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多年后，在写文学作品、上台讲课时，他时不时会用到“闲话少叙，言归正传，话说有一天”这般的说书语言。听书，同时培养了张军朴素的历史观。他对于文学史学的热爱，就是从这一次次的听书中萌芽起来的。

　　如果说，听书是他的史学启蒙，那么站上讲台的缘故则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家学渊源。张军的外公是一位晚清秀才，当了一辈子的私塾先生。从小，他就对于先生、教师这个行业，多了一分敬重和向往。

　　高考时，在100分满分制的情况下，张军历史单科考了96分的高分。以他当年的高考成绩，他可以选择一所更有“名气”的大学，但他最终报了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在历史专业学习。在校期间，张军博览群书，把学校图书馆中历史专业的所有书籍，看了个遍。这个习惯保留至今，现在即便是编撰一本2万字的小册子，他也会读上几十本相关书籍；在与孩子的背诵比赛中，他依然可以背得下三四百首唐诗宋词。大学毕业后，张军作为当年学校四名优秀毕业生之一，自由选择到武汉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工作。

　　因为学校工作需要的原因，张军在教学岗位工作8年后，走上了行政岗位，暂别讲台近10年。2004年，在学校发布行政岗转教学岗政策后，张军两次提交申请，成为我校第一位从行政岗转向教学岗的教师。“我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教师，当有机会重回讲台时，我几乎第一时间就递交了申请书。”

　　兴趣是支持他走上讲台、研究历史的驱动力，事必亲躬、坚持不懈则是他取得成绩的主推力。为了能够拥有安静高效的研究环境，张军白天忙于学术委员会的相关事务及教学工作，晚上就到办公室看书、写作，“我这个房间（办公室）的灯，常常是整栋楼里亮到最晚的”。有时候，写累了，他索性趴在桌上、躺在沙发上小憩一会儿，醒来再继续写。

　　“平时我需要上课、开会，所以很多的学术工作都得抽空做，利用好碎片化的时间。”于是，张军会在吃午饭的间隙，拿着手机对着微信中的文件传输助手，想起一句就输入一句，半个小时的工夫，就写出创作中的一个场景对话。

　　历史研究工作，是建立在浓厚的家国情怀与对于社会巨变的敏锐捕捉之上的。为了更真实、全面地展现历史风貌，张军需要下的工夫远不止于笔耕不辍。因为任何一个字的下笔，都需要丰富的资料与详尽的实地考察调研来支撑。

　　“不管正面反面，真实虚假，先把所有的资料都囊括心中，才能在写作时调兵遣将，为我所用。”张军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近现代史，出于历史特殊原因，这段时期的宣传和研究存在很多不足，“我们竭尽所能地寻找所有相关资料，可以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

　　而遇到具体历史场景的还原时，更要结合当地风土人情、地势地貌等现实情况加以判断。“纸上得来终觉浅，得知此事要躬行。”在创作《血战大武汉》时，其中有一场最大的胜利——德安大捷，一次歼灭了一个日军的师团。他深入江西德安考察当地地形，当村支书带着他走访战争中的山地遗迹时，他说自己可以感觉到，德安大捷是如何打赢的。在写作《陈诚》一书时，张军也跟着当地人来到恩施，亲自到每一个地方去考察，最终才把历史脉络梳理清楚。

　　“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民族屈辱史、痛苦史，社会巨变，人性也巨变。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的尘埃淹没了许多真相，今天需要很多人去探索，而把真相展现出来，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所以要承受孤独。”

　　但他从不认为，孤独就是“冷板凳”。追求项目、基金和扶持，从来不是他的目的，正如他被评为教授时的平常心，当上了教授，与没当教授，对他来说一个样。是否拿到了项目支持，也从来不会影响他从事自己热爱的研究工作。“这不是一种清高，而是说做学问要抛开很多的功名利禄，不要为了某一种功利目的去做学问。就算年轻人是抱着这个功名去做，做到了一定程度、登上了一定平台之后，这些东西也都要抛开，剔除浮华，才能做出点真学问。”

　　“我从不觉得我在坐冷板凳，管它是冷是热，我把学术当做人生的一种志向在对待，而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也许正因如此，才使他在近现代历史研究，尤其是党史、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中取得这些成果。

教书育人，给学生以成长的坐标

　　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突出的科研能力，让张军在教学中游刃有余。“历史专业的教师，需要对几千年的历史了如指掌，还需要对当下的现实给予关注，熟悉历史、关照历史，这一点我还算合格。”

　　即便讲了几百次的课程，张军也能常讲常新。“古今中外的历史知识我都烂熟于心，我就可以随时选取可以论证教学内容和观点的资料，再进行进一步的延伸、挖掘或深化，让学生听起来更有趣。”

　　张军坚持，教师想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这句话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如果只是教师在唱独角戏，课堂内容不生动、与学生不互动，这碗知识的水永远也递不出去。为了递出这碗水，除了丰富的学术积累外，教师要做的事儿，还很多。

　　在张军看来，教学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当教师站上三尺讲台，就是展现在学生面前的一道风景。在那块小小的天地里，教师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会留在学生的心里，给学生以无形的影响。为此，他对自我严格要求，希望让学生在温暖之中领悟知识的奥秘，并从老师的言行中找到自己成长进步的坐标。

　　税收Q1541班的朱秉贤正是在张军的近代史课程后，坚定了考研的目标。“张老师非常有人格魅力，永远乐观面对困难，为人处世有自己的原则，很有才华，学贯中西。他对于我的文章认真分析，与我进行学术层面的深入探讨，给了我很多中肯的建议，也坚定了我的考研方向。”

　　在学生眼中幽默风趣、鼓励后生的张军，每次走上讲台前，都会检查自己的教案、教具带齐了没有，并把所讲的内容在脑海里回顾一番，以免在课堂上遗漏了或忘讲了什么，这种情况即便是对教过无数遍的内容都如此；同时，他会检视自己的仪容仪表，看自己的衣着有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或许，正是这份备课的认真和对于自我的严苛要求，让他成为学生眼中的“值得尊敬的好老师”。

　　张军认为，教学的目的不该止于知识的传授，还应教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去观察世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知识固然重要，方法尤为关键。“我在讲写作课时，既讲格式规范，讲写作要求，讲修辞炼句，更强调如何运用综合法、分项叙述法、案例分析法、倒金字塔结构等写作方法去安排文章的结构，写好每一篇文章。”

　　后来的很多年里，许多已毕业同学回校来看望他，或在与他通话中常说，当年张军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内容不少已模糊，但那些分项叙述法、倒金字塔结构等还记得很清楚，也很实用。正是基于这些年的教学实践，张军更加坚信了教给学生方法比教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教学观点。

　　在网络技术日趋发达，手机、电脑已成为年青一代获取信息、从事写作的主要工具的情况下，如何增强经院大学生的写作兴趣，训练其写作思维，提高其思维能力，张军与应用写作教学团队时时在考虑。为此，他们从教材编写入手，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拓宽训练渠道，不断推进教学改革，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教学效果。

　　首先，教学团队根据我校专业设置情况，根据各专业常见常用的文书写作需要，从2009年开始，组织富有教学经验和实践经验的老师，编写了《现代应用文书写作教程》教材。2013年，又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党政机关公文处理的新办法，对这本教材进行了改编。现在，这本教材已应用于经院各专业的教学课堂上。

　　课堂之下，张军为每堂课建立了微信群，平日里每天都会在群里解答同学们的问题，平均下来一天得有十来次。而通过QQ群和Email邮件指导、修改学生的论文，每年至少有200多篇。作为学生书画协会、浅水文学社、历史协会等社团的指导老师，他不仅亲临指导，还会为学生开设专题讲座。“如果把教学作为一门艺术来说，我对它的追求将是永无止镜的，何况还有太多比我教得好，值得我好好学习的老师。”

亦师亦友，不遗余力地帮助每一个学生

　　在学术研究中，张军是博雅沉静、淡化荣誉的学者；在教书育人中，张军是知识渊博、心系学生的老师。而相继担任过辅导员、团委书记、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等职位的他，在三重身份的加持下，始终坚持当好“学生的朋友”。

　　师道尊严，是师生关系，互帮互学，也是师生关系。平衡两者，与学生进入亦师亦友的状态，是张军追求的新型师生关系。

　　“现在很多95后学生，表达个性的愿望比较强烈，如果我们还端着教师的架子，而不是让学生从内心里去服你、敬你，是很难真正走近学生的。”张军在乎教师权威，但这种权威一定是学术上的权威、知识上的权威、为人品德上的权威，而非强势、独断型权威。

　　只要教师真的在知识传授上帮助到学生，学生同样会视教师为权威，铭记教师的传授。张军的办公室里，摆着一盆手工制作的发财花。这来自于他写作课堂上的一位学生礼赠。当时，在张军的写作课堂上，该同学收获颇多，毕业后因出色的写作能力一年时间就升职成办公室副主任。为此，她拿出自己第一个月的薪水，买了金线、鳞片手工制作发财花，特地送来学校表达感谢。

　　今年10月底，刚刚收到清华大学博士录取通知的钟毓书，就是一位受到张军帮助与启蒙的学生。2011年，钟毓书还是物流管理专业的一名学生，因为不喜欢本专业，且身材较胖总是担心同学们的歧视，有些自暴自弃，抗拒学习。第一学期结束，多门课程不及格，处于被退学的边缘状态。

　　彼时，钟毓书和家人找到时任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的张军，希望可以转学到钟毓书喜欢的文学类专业学习。但因为挂科科目太多、此前学习态度不端正，学院在讨论要不要接收该生时，是有顾虑的。张军左思右想，做出了艰难决定：“收！我们不收，不是逼着学生退学吗？这孩子退学可就废了。”

　　转专业涉及到考试，可当时钟毓书因为有嗜睡症，不小心错过了转专业考试。张军为他四处奔走，为他担保，为他单独组织转专业考试。此前，他们素不相识，此后，张军成为钟毓书学术上的引路人和人生路上的导师。

　　“破费一番周折后，他进入了我们的院系学习，由于他喜欢中文和历史，我就经常辅导他，后来帮他修改文章，推荐他在《学习月刊》上发表文章。发表文章对他来说就是很大的激励，把他的信心也激励出来了，以后他就不停地写，我帮他修改，他学习的劲头大增。”

　　大三时，钟毓书决定报考华中师范大学伦理学专业的研究生，一年复习后，他以当年同期考生中的第一名，成功进入华师大学习，今年他又以笔试面试第一名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为伦理学博士。钟毓书把张军视为授业恩师，“张老师是在我人生迷茫和困难时候遇见的一位恩师，在我迷茫的时候给我了很大的帮助，是将我引向学术道路上的启蒙老师”。

　　学术与精神的引导，对于学生的塑造是永久性的。张军现在的身份是校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他为自己定下的工作要求是：不误事，不多事，办好事。学校领导、各部门提交的事，一件也不耽误；不该出现的问题，一件也不出现，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

　　他始终坚信，无论在任何岗位，都需要不断学习，埋头实干。坚持把“读好书、教好书、写好书”当作自己毕生的追求和生命意义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