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晁悦 刘峻明 李晓泽
高洁是个怎样的人？
他的同事说，坚韧、顽强、尽职尽责，他是学院的好教师。
他的学生说，认真、乐观、老顽童，他是学生的好导师。
在经济与贸易学院的个人网页上，满满当当挂着他的学术成果，46篇学术论文，26项课题研究，7部著作和教材，21项奖项……他是优秀学者。
当见到他的时候，所有想象都具象到这个人身上：面孔曲线柔和，声音洪亮而富有热情，话语间时常带着快意的大笑，还有他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一只大大张开，一只时常无力下垂。
这是重症肌无力带来的影响。他挥挥手，“我给自己写了一副对联：大难不死有后福，福靠自助；不如意事常八九，一二足矣。横批啊，自助者天助！”他笑的一脸从容。
从“小高”到“高教授”
“我过去的理想是当一名记者，走遍天下！”他摊摊手，“没办法，填报志愿时阴差阳错，读了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专业。当时觉得，经济学，太庸俗。”
“但是为什么我没有转专业呢？那还是因为有名师啊。当时我们都说‘北钱南陈’，‘北钱’是南开的钱荣堃，‘南陈’就是陈彪如。”陈彪如教授，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时任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系主任。
高洁的专业兴趣源自一本本的著作。本科时期陈彪如翻译菲歇尔所著的《利息理论》和琼·罗宾逊的《现代经济学导论》为他打开兴趣之门，促使他走上经济研究之路。特别是琼·罗宾逊的“学习经济学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被经济学家们所欺骗。”高洁伸出一只手指，“只此一句啊！石破天惊！”
“经济学家们分属不同的机构，具有不同立场，代表不同的利益！那么，你怎么看经济学家们提出的经济政策和观点？这就是我们研究政策的人要琢磨的！”
这一琢磨，就是32年。
“别人是‘爱一行干一行’，我是‘干一行爱一行’。”因为有名师坐镇，高洁不再纠结换专业，一门心思沉入经济学的世界。
而1989年本科毕业的“小高”，从来没想过会当老师。回到武汉、工作被拒的他，机缘巧合了解到湖北经济学院需要教师，于是应聘成为一名高校教师。
“我非常感谢湖北经济学院，我是完完全全从湖北经济学院成长起来的。”初为人师，高洁缺乏教学经验，知识储备不足，学校安排了“老带新”制度，师从赵玄茂教授。赵老师的每一堂课，高洁都必定随堂听课，充分汲取养分。
“你知道吗，当时赵老师多认真，他每堂课都要重新备课啊！”高洁感慨，“过去没有PPT，备课就只能写在备课纸上，每年上课，他都要把课程全部重新备一遍。如果不备课，备课纸重复用就是旧的、泛黄，但是他的备课纸每年都是干净的。”对待课堂教学的认真态度，慢慢渗入高洁的血液。
“后来我的领导和我说‘小高，还是要继续读书啊’。我说，我肯定是要继续读的，不读底蕴不够！”这开启了高洁研究生生涯。简单决定的背后，是难以预料的艰辛，高洁一方面要完成自身的教学任务，一方面要去财大进行相关课程的学习。当时教师收入普遍偏低，为了节省成本，他没有乘坐公交车，而是选择骑自行车往返经院和财大。
一趟四十分钟的路程，没有挫败高洁的决心。道路上骑行的身影，俨然成为高洁求学的缩影。1997年，高洁取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2004年底，高洁被评为教授。而他，依旧走在攻读博士的道路上。为什么？
高洁说：“原来读本科的时候，可能还会有玩的心态，不会那么认真。这一次就完全不一样了。”上课时，高洁总是自觉地坐在教室的第一排；下课后，高洁经常会缠着老师探讨问题。“有时候老师都会被我问住。”他大笑，“这就是思想的交锋！”
这段博士学习经历，让他交叉汲取了自然科学思维和社会科学思维的长处，思维逻辑更为工整和严谨，看待事物时更加的全面、客观、理性，并将这种全新的思维运用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
2010年，高洁取得华中科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管理学博士学位，2012年，他又获得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资源产业经济专业工学博士的学位。
高洁的导师问他：“你都已经是教授了，还要读这个博士吗？”他说；“我是肯定要读下来的。”双博士学位，外人看来是好看的光环，只有高洁自己知道，那几年是怎么度过的。从“小高”到“高教授”、“高博士”，他甘之如饴。
“我上课状态很好”
高洁在课堂上通常是站着授课，“除非是病情反复严重，我会坐一下，不然我一般是站着的。”疾病使他的眼部肌肉萎缩、眼皮下垂，严重时四肢无力、难以站立，但这些不适在铃声响起时就会消失。好像走到课堂，他的“激情按钮”就会自动启动，接下来又是一场激情澎湃的授课。
学生评价高洁的课堂是“带着浓郁的中国特色”，而经济学发端自西方，用西方理论能不能解释中国现象？
高洁说，可以。“我们要会用经济理论解释两种完全对立的现象，这就是经济学最大的魅力。”
在每一章上课前，高洁会用一个生活中常见的经济现象来引入。“比如疫情期间，在城里菜肉贵，还买不到，但是农民的东西却卖不出去，这是为什么？两种矛盾的现象同时存在，我们要用经济理论把它打开。”“蒜你狠”、“姜你军”、“豆你玩儿”等本土经济现象呈现在课堂里，理论不再冰冷，学生的思想活力得到激发。
在此基础上，高洁还会通过其他情景不断培养学生的数据处理能力、纠错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学生的科学精神。
金统1942班祁子琴是高洁《西方经济学》课上的学生，她最享受的是课程中生动的情景，不仅新鲜有趣，还能帮助知识的理解。
但高洁说“我不会刻意追求教学效果！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我要打开现象，回到理论。我的课程，必须要讲逻辑、讲理论！”
教育是高度信息不对称的行业，因此高洁以“负责任”的态度要求自己，他认为“对于那些教材上我不懂的东西，我不去弄懂，而是在课堂上直接不讲或一带而过，虽然这种行为学生不会察觉，但这就是对学生利益的最大侵害。”高洁也如经院老前辈一样，一届届重新备课，尊重教学这件事。他说，“这就是传承”。
被问及为什么深爱课堂教学，高洁列出几个关键词，“成就感”、“成长”和“艺术”。
在高洁看来，当他将他的经济学观点和对教材的理解不断传授给学生的时候，是格外有成就感的，在这个过程中也收获成长。他笑言，“我很享受课堂，有时候学生上课会觉得理论不好理解，有点枯燥，这对我提出了更高的挑战，我只有把理论讲得更透彻通俗，把课上得更好一点才行。不要只有我自己在享受课堂的乐趣，学生却在受苦，那就太对不起学生了！”
讲课是一门艺术，是一门永远会遗憾的艺术。高洁在课堂中会不断迸发灵感，这些思考这让他在下一个班的课堂中更加吸引人，但对于第一个班，他摊摊手“总会有一些遗憾。”
沉醉于教学带来的幸福感，徜徉于经济理论的奥妙世界，高洁“顺手”发的文章源源不断的刊登、发表、获奖。“我写东西是乐在其中。”他笑道，“如果要我版面费，我就不发了，发不发没有那么重要。”
起初，高洁研究方向为市场经济理论与政府经济政策。随着我国正式加入WTO，高洁的研究领域也转至外贸政策上。在研究外贸的过程中，高洁获得了第13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优秀论文三等奖。
在外贸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中，高洁发现沿海丰富的外贸产业吸引了大量农民工前去打工，这些农民工大多数是“失地农民”。最终，依循着这条线索，高洁将研究重心放在对三农问题和农村土地政策的研究上，并主持了多项省级科研课题。
在这些课题背后，隐藏着的是经院学者的家国情怀。
“要想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必须要解决好三农问题。”高洁始终认为，在科研上，要有自己的想法，打开中国现象的本质，培养观察现象、分析现象、解释现象的能力，从而提高自己的学习、科研的能力。
在对待学生团队上，他也坚持这样去做。
“龙行乡理”
“从2016年3月3日起，我们每个星期天上午在一起交流研讨，至今已有两年半。”这句话写在《龙行乡理》的扉页，这是由高洁指导的科研团队在2018年9月制作的读物。而每周日的交流研讨，一直持续到现在，已近5年。
“我和学生在一起很快乐，和他们在一起我才能一直20岁！”他笑着说，“如果我不见他们，我就一下子50啦！”年轻人为他带来热情，他为年轻人点亮智慧。
高洁指着书的名字：“我们都是藏龙岛上的小龙，在乡间行走。但不仅是走在‘里面’，更是明白道‘理’。”他一再强调，三农问题就是中国核心问题。“农村的道理搞懂了，我们城市的道理就会懂；农业的道理搞懂了，工业的道理就会懂；农民的道理搞懂了，市民的道理就懂了！”他指着那个“理”字，“重要的就是理！”“龙要吐水，”他指着徽章的那条小龙，“我们成龙了，要吐回生我养我的田地，不能忘记，我们都是乡里出身，要行大道，更要反哺乡村。”
这个团队，寄托着高洁对青年学生的深情。
他摸着脑袋回忆，“我们最开始招的是13级学生，现在都到20级啦。”所有学生都在一个微信群里，毕业的学长学姐时常在群里和在校学生交流，在校的从大一到大四组成了松散又有凝聚力的团体。
王堂俊，“龙行乡理”的成员，经济与贸易学院大三学生。在他看来，每周研讨并不是束缚，而是一场快乐的聚会，老师并不是讲课，而是带领同学一起运用经济学知识看待生活中的有趣现象，一些“人生大道理”也混入一个个瞬间。
“我不要求他们每周来研讨，他们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会布置作业。”这些学生大多数来自经济与贸易学院，也有几位是高洁特意从其他学院“引进”的学生，他期待一个多元、开放、自主学习的团队。
对于这个团队，高洁只希望“日进点滴”。“学经济的，要会运用复利的力量。别想一口吃个胖子！每天只进步0.01，你到经济学院来4年、1000多天，就是1.001的1000多次方，4年后就是不可思议的200万倍！那种进步你要不要？”一天一篇文章，一周一次见面研讨，一月一本书，一学期一个调研，这是高洁给小团队提的要求。
他不希望这些年轻人走自己当年的路，“别太努力，别太拼命。两三点不睡觉，身体垮了，什么都没有了。”
这并不代表高洁降低了要求。“我绝对鼓励我的学生考好学校，考名校，要定高目标。”高洁说的很笃定，“目标定得高，他才会用百分之百的努力，不会留后路和退路。如果目标定得很低，就不会使出全力，这样必然留遗憾！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只能得乎其下。”
“当然了，如果我努力，但是没有好结果，我是可以接受的。人都会受能力所限，虽然达不到目标，可是不会后悔。”他抬头思考如何能够更清楚的表达自己的观点，“目标高不高、努不努力，和是不是急功近利，不是同一回事。”
自助者，天助
2012年，博士毕业，他论文发表、课题研究正当其时。
也是在那一年，高洁患上重症肌无力，他停下所有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住进医院。
那是一段他不愿与人提起的黑暗时期。“是我和医生共同讨论，定下开胸的手术方案。”他用手在自己胸前比划。ICU病房的事故让他与死神擦背而过，他挺过了这道“生死关”。但，这只是开始。
手术后的一段时间，高洁的情绪与精神都陷入到低谷中。躺在病床的他，对所有靠近他的人和事都感到恐惧，更加难以想象的，是未来。
还有没有未来？能不能康复？怎样能抵消恐惧？如何面对后面漫长的、与病痛为伴的岁月？一个个念头拷问那个本应事业心勃发、正当壮年的学者。
他知道很难依靠他人的帮助去调整低迷的状态，于是尝试着从书籍中找到慰藉。
“尽管那个时候我眼睛看不清楚，我也要不断地看书！”高洁说道。他不断地在阅读中审视自己并思索人生，不断地借助书籍与前人和伟人对话，获取思想上的启迪。
终于，他找到了答案：天助者，自助。
“就是这句话。（让我）豁然开朗。”
将摇摆不定的情绪稳定下来，将自己从患病后的挣扎和痛苦中摆脱出来，坦然地面对起自己的病情，淡然地面对未来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一个人的内心到底经历了什么挣扎，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能看到，近一年后，他回到了工作岗位，上课、辅导论文，带出了一个默默无闻、埋头“龙行乡理”的学生队伍，他的工作，还在继续。
“我真的很幸运啊！我是重症肌无力，张定宇、霍金是渐冻症，都属于西医的‘肌无力’或中医的‘痿症’，但是我很幸运，我的病情可逆。老天没有直接把我带走，还是把我留了下来。”他笑着拿出一张纸，“所以我给自己写了几个字：与病为友、和平共处，相互监督、带病长寿。”
每天早中晚，不同的药量、不同种类，如果对于一个性情急躁的人，是一种迟钝的折磨，而于高洁，他已经安排好自己生活、阅读、写作和授课。“我的课都在晚上，那个时候是我不用太担心吃药，可以全心投入的时刻。”
“我非常感恩学校和同事们给予我的关爱和实实存在的帮助，虽然我无以回报，但我不能因此成为学校的累赘，我的生活还得继续。我给自己写了一副对联：大难不死有后福，福靠自助；不如意事常八九，一二足矣。横批啊，自助者天助！”
采访告一段落，重新回到第一个问题，高洁是个怎样的人？
晚上给学生上《西方经济学》，在讲台上挥斥方遒的是他；每周日上午在办公室带着学生团队做研讨，要求学生“日进点滴”的是他；声音洪亮、笑声爽朗、绝不屈服的是他；有时站不住，需要停下来坐一坐的也是他。
人的精神力到底有多大？能淡然的安排好病中生活而不觉心烦意乱；愿意陪伴青年学生，始终保持开放乐观的人生态度；遇到过挫折依旧能够挥挥手，保持一颗感恩世界的心。如同他的同事陶珍生所说，“高洁教授值得我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