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经济学院经济与环境资源学院 付宏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使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调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一、 深刻领会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丰富内涵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这一段关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论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进行了高屋建瓴的定位，明确了经济新常态基础上我国经济由高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用“攻关期”和“关口”两个关键词描述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由高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时间窗口。同时，习总书记在报告中阐述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路线图，我体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确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明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纵观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双轨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历经30余年，主要解决的是生产力落后的问题，更多的改革是从需求侧展开。实践证明，30余年的改革开放大大发展了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实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转变。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注意到以需求侧改革为主线的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和风险，例如地区发展不平衡加剧，产业结构不够优化，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等问题频出，资源环境和生态承载力恶化等。基于此，党中央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我国经济发展新时期作出了新的历史判断，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党中央深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高铁、公路、桥梁、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改革主线的确定犹如给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这一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确立了脊梁，所有改革工作顺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干散枝阔叶，最终成长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参天大树。

　　第二，明确实体经济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经济的着力点。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结构失衡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源要素由实体经济部门流向非实体经济部门，产业发展亟须“脱虚入实”。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把着力点放在结构调整上而非规模上，用改革的方法推动结构调整，而不是传统意义伤的扩大需求，或者其他扩大经济总量的解决方式。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黄群慧教授从产业视角将实体经济部门进行了划分，分别为制造业（R0）、农业、建筑业及其他工业（R1）、除金融房地产以外服务业（R2），金融房地产业为虚拟经济。可以看到，将实体经济发展作为着力点，其根本是制造业现代化，即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对于金融房地产业的发展，要将他们引导到有利于实体经济部门发展的轨道上来，是补充、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而不是吸收实体经济资源要素，体外循环，防止我国经济虚化。

　　第三，明确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创新是新发展理念的排头兵，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道路上具有战略意义。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蔡昉教授认为全要素生产率与实现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以及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直接相关。它既是创新的一种度量，也是创新的一种手段。创新的内涵非常广泛，主要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论述清晰阐述了创新的内涵。技术创新方面强调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制度创新强调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管理创新强调要倡导创新文化和人才战略。

　　二、 湖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一，我省产业结构不够优化，产业高级化程度不高。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占比较低。三次产业比重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0.5%，我省为43.1%，落后于全国总体水平。二是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产业高级化进程较慢。2015年，我省产业结构层次系数为2.32，相比2000年，提高0.12；同年，广东省产业结构层次系数为2.46，相比2000年，提高0.17；浙江省产业结构层次系数为2.45，相比2000年，提高0.20。从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发展速度来看，我省的产业高级化速度明显滞后于广东省和浙江省，2007-2012年间湖北省与广东省、浙江省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差距一直在扩大，但2013-2015年，湖北省与广东省、浙江省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差距呈缩小趋势。

　　第二，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发挥不明显。一是市场主体数量相对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差距较大。截至2014年，我省登记注册的法人单位中，企业法人数429642个，只有广东省的39%，浙江省的40%。我省工业法人单位数84000个，只有广东省的23%，浙江省的20%。我省第三产业法人单位数424391个，只有广东省的48%，浙江省的48%。二是小微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吸纳就业能力差。根据第三次经济普查的数据显示，我省小微企业法人数量29.24万个，只有广东省的34%，浙江省的36%；资产总规模4.3万亿元，只有广东省的36%，浙江省的31%；吸纳就业人数530.24万人，只有广东省的31%，浙江省的40%。

　　第三，一些“老大难”问题仍阻碍我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程。一是去产能压力将逐年增加。以钢铁行业为例，2015年，我省粗钢产量2919.8万吨，比上年下降4.5%，是全国下降速度的2倍；钢材产量3421.2万吨，比上年下降0.1%，与全国下降速度持平。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十三五末期，我省粗钢产量去产能约657万吨。根据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 中“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的目标来看，依据目前我省粗钢产量在全国的比重计算，我省需要压减产能363万吨－545万吨，能够达到中央要求，但是4.5%的年度降速需要持续保持的难度将逐年加大。如果按照全国平均2.2%的降速来计算，我省十三五期间粗钢去产能约321万吨，就达不到中央要求。二是房地产去库存区域差异加大。一方面“一主两副”区域作为区域中心城市，房地产市场交易活跃，房价基本呈现上涨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7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显示，相对于6月，武汉新建住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2.1，居第7位，宜昌和襄阳新建住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分别为0.3和0.2；相对于2015年，武汉新建住宅价格指数上涨14.6，居第10位，宜昌和襄阳新建住宅价格指数上涨1.4和－0.7。另一方面，非“一主两副”区域的县市区及开发区住宅价跌量缩，库存增加。截至2016年6月底，全省房地产库存消化周期处于总体可控范围，平均消化周期11.2个月，较2015年底下降3.5个月。但去库存地区分化明显，大城市、中心城市楼市成交情况较好，但仍有27个市县消化周期超过24个月，其中大部分为县城。例如荆州市监利县，县城常住人口15万人，却有46家房地产企业，截至2015年12月，监利县商品房存量约85.77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存量64.44万平方米，约5735套；而2014年，其商品房存量仅为60.97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存量约47.04万平方米。若按每年销售40万平方米计算，消化周期达30个月左右 。三是企业成本居高不下。作为企业运营中的重要一环，成本对企业的意义毋庸置疑。近年来，不断攀升的企业成本给企业运营带来了巨大压力。以一家800人的工厂为例，按人均3000元工资水平，对我省襄阳和重庆的运营成本进行比较：用工成本，襄阳公司为员工缴纳的“五险一金”约为工资的38.7%，企业为个人每月缴纳费用为1161元，重庆公司为1041元。融资成本，在襄阳，从某商业银行贷款1000万元，其利率要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30%；在重庆，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不上浮。同样贷款1000万元，襄阳工厂比重庆工厂每年多支付利息近10万元。物流成本，以模具、刀具等大型设备为例，襄阳工厂每年采购费用约7000万元，比重庆工厂高出10%。若产业链能在本土配套采购，每年可节省费用700万元；同样，襄阳工厂相关零部件、维修费用要比重庆工厂高出20%，初步折算费用约300万元 。

　　三、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湖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

　　一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抓手推动我省产业转型升级。在投资拉动及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不断下降及资源环境瓶颈逐渐凸显的形势下，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是推动产业转型及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湖北要“建成支点，走在前列”，深入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加快推动产业向“高级化”转型升级，提升产业附加值，需要进一步以提高要素生产效率。要素生产效率的提升一方面是靠加大科技创新投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另一方面是激发市场活力，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当前，我省产业转型升级以效率为支撑，就是要通过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针对资本效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率、创新效率不高的问题，盘活过剩产能沉淀的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在数字经济时代下“互联网＋”、“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的新形势下，通过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实现国际国内要素的流通，让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领域转移到高效率领域，从已经过剩的产业转移到有市场需求的产业，促进要素有序合理流动，进一步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联动升级”。

　　二是强化创新的战略支撑作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湖北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以创新驱动为支撑，就是要率先主动融入工业4.0时代，对接中国制造2025，要加强创新的产业关联度，围绕第一轮发展所形成的产业基础，驱动关键产业实现“从模仿到创新”，通过密集的知识投入，进行消化吸收直至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在创新的“国际坐标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形成强大的“湖北智造”。要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简政放权，积极推动“双创”支持政策、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农村产业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关键的改革领域走在全国前列，推动资本、人才、知识等关键要素高效流动。要从供给侧引领社会投资、大众消费，要顺势而为，引导社会投资关注薄弱环节、重点领域和前沿产业，充分挖掘、释放消费潜力，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推动消费升级，以新消费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三是通过完善市场体制机制建设加快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充分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带来的开放机会，大力提升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发挥中部枢纽作用，加快形成对外经济走廊，积极融入“中四角”，对接国家长江经济带建设，加强与东盟等次区域经济合作，抓紧推进内陆自贸区建设，积极相应党中央关于建设自贸港建设的战略部署，拓展对外开放的新平台，提高湖北省经济的开放度，提升我省产业国际竞争力，实现内外贸协调发展，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四是超常规挖掘我省人力资源潜力支持产业转型升级进程。当前在发达地区“人口红利”消失背景下，我省人口“二次红利”还大有潜力。一是我省一直以来是劳动力流出大省，若劳动力回流除了数量的提升外，更重要的将是劳动力素质的显著提升。二是大学应届毕业生“孔雀东南飞”现象仍然明显，如大学生留在本地工作或创业，将带来巨大的人力资本存量资源。三是武汉市人口规模与其国家中心城市定位不匹配。四是武汉等中心城市“未富先老”速度已超过广州、深圳、杭州等发达城市。基于此，建议高度重视“人口红利”对我省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把以引导劳动力回流，降低武汉等中心城市老龄化水平作为一项重要改革事宜列入日程，采用支持企业吸纳回流劳动力政府补贴、应届毕业生留武汉等城市工作可直接取得城市户籍、住房补贴等超常规措施，深入挖掘我省人口的“二次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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