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新闻与传播学院  易法万

 　1889年12月17日，武昌汉阳门码头。

　　湖北巡抚奎斌率领各大衙门官员在码头恭候着一位重要人物。

　　江风拂面，带着丝丝寒意。

　　从广州驶来的粤秀轮抵达时，船舱里走出一个身材矮小、长须飘然的老人，神情中透出卓越而庄严的气度。奎斌等一众官员迅疾向前，向这位新任湖广总督迎了上去。、

　　时年52岁的张之洞，就此踏上了武昌的土地。

　　他所乘坐的粤秀轮走海路，转长江，一路行来已近两月。

　　时间回溯到1889年10月12日，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交卸了总督篆。一番简单的打理后，于27日登上了一艘名叫“粤秀”的轮船，离开了广州。

　　轮船驶出珠江，进入大海，张之洞或信步甲板闲看海上景色，或独守舱中阅读荆楚书籍，或是找几个幕僚畅谈如何在即将赴任的湖广总督位置上施展抱负。轮船经香港，停靠上海，再拐入长江溯水而上。晚清名臣张之洞历经了清流党的高谈阔论，历经了山西巡抚的兴革岁月，历经了两广总督的对法作战，早已促使张之洞由一个清谈者成为一个实干家。

　　迎接张之洞的湖北巡抚奎斌和各衙门官员，恐怕也难料到此后自己的官宦生涯会进入一个怎样的时代。此时的“湖北佬”、武汉人，恐怕也难意识到这个新总督的到来会有着怎样的意义。

　　但历史却向人们展示了其真实的情景:当踌躇满志的张之洞抬腿由汉阳门踏上岸时，很多人的命运便注定被改变了。

　　张之洞再次来鄂赴任，一待就是19年，离开时已是垂暮之年。在人生的黄金岁月里，他制造了一个近代中国 “中部崛起”的神话，把武汉打造成为被世人称为“东方芝加哥”，可以“驾乎津门，直逼沪上”，中国内地首要的经济中心、最重要的工业基地、突出的人才科教大市。

　　督鄂期间，张之洞精心部署湖北实业教育，在他描绘的精妙图画中有一道景色——湖北商业中学堂，标志着近代商科教育在荆楚大地、在中国内陆起步。

　　1907年，由张之洞札设的湖北商业中学堂在武昌东厂口正式开始其办学历程，这也是湖北经济学院办商科教育的起点。

　　栉风沐雨，筚路蓝缕，湖北商业中学堂一路走过将近两甲子的岁月，见证了华夏大地几经沉浮的沧桑历史。

　　即将到来的2017年，是值得所有湖北经济学院人怀念和敬仰的年份，因为这一年适值一个叫张之洞的历史巨人诞辰180年。

　　即将到来的2017年，是值得所有湖北经济学院人记忆和思考的年份，因为近代中国商科教育的薪火传递到我们这里，历史记录将写满110载。

　　一、香帅为何再度赴鄂？

　　张之洞为中国第一能办事之人——日本近代著名政治家、首任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

　　“香帅”是时人对张之洞的一种称呼。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谥号文襄，生于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市)，原籍清代直隶南皮(今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故又称张南皮，晚清四大名臣之一(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

　　张之洞天资聪颖，才华横溢，13岁时回原籍应试就考取了秀才，15岁参加乡试又中举人，且是第一名“解元”，名噪一时。后来，太平天国起义时局混乱致其无法读书，不久其父病故守丧3年，之后又碰上其堂兄张之万2次被朝廷命为会试考官，张之洞循例回避不能参加会试，再参加会试时时间已是9年之后了。张之洞第一次参加会试时，其文虽得一考官欣赏、力荐，但不被主考官认可，不幸落第。第二年，张之洞再次参考会试，考取贡生，后来殿试又被慈禧亲提为一甲“探花”，从此步入仕途。

　　1867年至1870年，张之洞任职湖北学政，期间清廉自律，严惩作弊，提拔奖励有真才实学的人，扭转了湖北学务的不正之风，还在武昌创建了经心书院，赢得时人赞誉。后历任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张之洞的一个称号令人记忆尤为深刻，那就是“香帅”。张之洞号香涛，后任总督之职，总督又称作“帅”，所以有人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称其为“张香帅”。不论当时人们用什么字、号来称呼张之洞，“香帅”都可以说成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自1870年离开湖北之后19年，张之洞再次受清廷委派来到这片土地，最直接的原因是一条路——芦汉铁路。

　　这是一条在今天看来很普通的路，但在当时，不仅是一条抽象的仅停留于构想之中的路，而且也是一条阻力巨大、困难重重的路。

　　关于铁路，清廷官员激烈争论了十年。

　　1880年，直隶提督刘铭传奏请以北京为中心修建四条铁路，尽管得到李鸿章支持，却遭到反对者的痛击。 

　　迟至1887年，醇亲王奕譞奏请成立了中国铁路公司。不久，李鸿章提出修筑津通铁路，又引起守旧官员的抵制。面对争论，清廷于1889年2月下令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发表意见，结果多数督抚反对，少数态度不明。

　　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一奏而使争论尘埃落定。

　　张之洞认为，铁路是西方近百年来“驯至富强之一大端”，中国“自不得不采彼长技以为自强之助”。

　　他提出，修筑铁路必须有“经营全局”的视野，认为与其修津通铁路，不如修芦汉铁路，从芦沟桥起，经河南达于湖北汉口，穿中国腹地而过，不近海口，无“资敌”之患；修铁路“以开通土货为急务”、“首在利民”，无“夺民生计”之忧，实为“中国大利之所萃”。

　　1889年8月8日，清廷令两广总督张之洞改任湖广总督，督办芦汉铁路。

　　正当张之洞紧锣密鼓筹备路工之时，沙俄加紧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对我东北地区虎视眈眈。清廷迫于形势，改变计划，“命移芦汉路款先办关东铁路”。芦汉铁路的修筑便被搁置下来。

　　1895年，张之洞再次吁请修筑芦汉铁路。关于经费，他提出成立铁路总公司，“萃四方之商力，注芦汉一路”，并向南洋华侨招股。为补不足，可息借洋款，但不许外人入股，以保铁路主权。又推荐盛宣怀为铁路督办大臣人选。当年12月，总公司成立，计划招股七百万两，借洋款二千万两，官库提款一千万两，南北洋提款三百万两。但实际上，官款无着。

　　1896年6月，清政府以牺牲铁路主权为代价，与比利时签订《芦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和《芦汉铁路行车合同》，借款450万英镑。两年之后，清政府又以类似方式，向比利时借款1250万法郎。

　　1898—1902年，芦沟桥至保定、汉口至信阳段先后通车。

　　1906年4月1日，连接北京与汉口的全长1214．49公里的芦汉铁路全线贯通。清廷派张之洞与直隶总督袁世凯共同验收后，改芦汉铁路为“京汉铁路”。

　　京汉铁路是我国腹地最重要的南北交通干道，直到今天仍然是全国铁路网的主干。张之洞多方谋划，终于完成此“他人不愿为，且不能为”之大业。

　　二、治鄂力施新政

　　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孙中山评价张之洞  

　　作为晚清政治界、思想界、经济界和文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加上性情清高，傲慢乖僻，张之洞树敌颇多，死后毁誉不一，甚至毁多誉少。

　　张之洞去世之际，《天津大公报》评论说：观其一生，“张相国毫无宗旨，毫无政见，随波逐流，媚主以求荣之人也。”梁启超则称“张之洞，浮华之人也”。

　　作为晚清的中兴之臣，有一点是张之洞本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他当年任职过的地方，广州、武昌、南京，后来几乎都成了革命的发源地，武昌更是打响了倒清的辛亥革命“第一枪”。

　　甚至有观点认为，没有张之洞，就没有现代革命的基础，因此，孙中山曾经评价张之洞：“不言革命的大革命者”。

　　张之洞任湖广总督长达近20年，这种让封疆大吏长期坐镇一方的例子，在皇权体系之下是极为少见的。历史给了张之洞在湖北大展宏图的机遇。

　　自命楚人的张之洞，1867年至1870年间做湖北学政时，恰值胡林翼主政湖北。张之洞11岁时问业于胡，是胡的学生。胡林翼一代名臣，成功在湖北，政声颇佳。而历来以儒臣自命的张之洞，再度来鄂时想来有“薪尽火传”的使命感，因而决心“排除万难，为鄂兴百世之利”，目标就是“崭新湖北”，“理财练兵，使湖北一变而为富强。”

　　以芦汉铁路的修筑为契机，图自强、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张之洞大力推行“湖北新政”，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建设新型城市，踏上了治鄂兴汉之旅，迈向其一生事业的巅峰。

　　制度创新管理创新

　　新的事业或社会经济的新发展，必须要有新的政治机制予以保证。

　　张之洞任职两广时，即已筹谋“效西法、图富强”的新政，只是没有督鄂时的力度大。

　　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湖北通史·民国卷》中所载，张之洞督鄂期间，设置各类新机构36个，其中25%是按清廷的指示而设，75%是出于工作需要而设。从新设机构的性质来说，属于教育、文化的机构3个，属于财政金融的机构5个，属于军警司法的机构6个，属于农工商及交通管理一类的机构多达23个。有些机构的设置，在全国具有示范性，如1902年为推广新学制而设立的“学务处”，比清廷的有关规定早了一年多。

　　汉口原本是汉阳辖下的商镇，张之洞主持修建后湖长堤，既排除了长期为祸百姓的水患，又大大扩展了汉口城区范围（汉口面积一下子扩大了二十倍），为一个近现代商业城区绘出了蓝图。1898 年，张之洞在汉水以北置夏口厅，专门处置汉口各项事务，使汉口成为一个与武昌、汉阳并列的行政区域，划定了20世纪初武汉三镇的城市格局。

　　张之洞还采取若干措施，吸引并支持民族企业家操办水电等现代化市政建设，为武汉近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1902年，在兰陵街创办“两湖劝业场”，内分三所，内品劝业场，陈列本省商品；外品商业场，陈列外省、外国各种货物、机器；天产内品场，陈列两湖各种天然矿产、建筑材料，以及各种谷果麻茶竹木药材皮革等物。劝业场前后摆摊四十二处，凡入场营业者，按等完纳租金，并按定则，专售国货，标明定价。

　　大力兴办实业

　　以武汉为中心，他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资本总额约1130万两白银。汉阳钢铁厂是当时亚洲第一家、也是最大的现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湖北枪炮厂，后来叫汉阳兵工厂，不仅仅是晚清，直到民国年间，一直都是中国最大规模的陆军兵器的制造中心。“汉阳造”从清末一直到朝鲜战场，成为中国军人手中主要武器。第三个大企业是布纱丝麻四局，是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个纺织工业中心。到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武汉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个近代工商业中心，全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

　　训练新式军队

　　在两广总督任上，经中法战争，张之洞更是一意图强，着手建铁厂、枪炮厂、组建广东海军、创办水陆师学堂。

　　1896年，张之洞以从两江调鄂的护军营为基础，又选募新兵，开始湖北新军的编练。新军由德国军事将领任总教习，参用德国军制注重士兵的文化素质，一律习练新式枪炮。

　　从1895年到1906年，湖北先后开办了武备学堂、武高等学堂、陆军测绘学堂等军事学堂和许多训练班，培养了近5000名军事人才。到1907，湖北新军第8镇有士兵10502人，军官702人；第21混成协有士兵4612人，军官288人，全军官兵合计16104人。

　　创办新式学堂

　　修铁路，办工厂，练新军，张之洞都遇到了严重的人才困境。

　　在张之洞心中，洋务的重心应该是教育。他指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有鉴于此，他向清廷提出“设文武学堂”、“酌改科举”、“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四项建议，大力推动了晚清废除科举、兴办新式教育的改革之举。

　　督鄂期间，张之洞致力于改造旧式书院，创办新式学堂，湖北教育通过由低等向高等、由普通向专业、由省城向州县发展，涵括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等，逐步形成了一个地区性的现代教育体系，其教育规模和质量在当时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清末兴办新式学堂200多所，其中湖北即有60多所。

　　美国学者威廉·艾尔斯在其《张之洞与中国教育改革》一书中，这样评价张之洞：“在张之洞的一生中，中国教育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此，他的努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三、创设商业中学堂

　　穷维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张之洞

　　湖北商业中学堂，是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的实践产物。

　　张之洞在中法战争中，作为两广总督，第一次全面地大规模地直接接触外部世界，战争使他比较军事科技层面上中西文化优劣高下，进一步取得真切的认识。同时，因为清政府的怯弱和腐败，法国在战场失利的形势下，仍然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战争的结局和战后形势使张之洞体验到朝政的腐败，促使他向洋务派转变。为了适应清末洋务活动的需要，调整了早期洋务派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修正了他早期的办学宗旨，着重培养用传统纲常名教武装头脑而又能从事洋务的各种专门人才。

　　张之洞在《重订学堂章程折》中认为：“国民生计，莫要于农工商实业；兴办实业学堂，有百益而无一弊，最宜注重。”

　　在由他主持制定的《学务纲要》中，规定速设各项实业学堂“意在使全国人民具有各种谋生之才智技艺，以为富国强民之本”，“以学成后各得治生之计”为目标。

　　在《奏定实业学堂通则》中规定：“振兴农工商多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意在讲求国政民事各种专门之学，为国家储养任用之人才。”

　　在这种“振兴实业、为国储才”思想驱动指导下，张之洞积极兴办各类实业教育机构，并借鉴国外经验设计了三等各类纵向衔接、横向联系的完备实业教育体系。

    湖北商业中学堂，是张之洞督鄂新政的必然产物。

　　以武汉为中心，张之洞创办了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形成了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龙头的湖北工业内部结构，武汉一跃而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一些国内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相继产生。湖北的近代工业体系已初步奠定。

　　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武汉近代银行业。汉口是武汉金融业集中区，除了传统的英国银行外，德国的德华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等也纷纷来汉设立分行。国内银行开始出现，中国通商银行、中国银行、大清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也在汉口开业。武汉成为内陆地区的金融中心。

　　武汉成为全国水陆交通枢纽。京汉铁路的建成，使武汉在全国的地位更加凸显。铁路之外，武汉水路交通运输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美、英、法、德、日等国的轮船公司以汉口为中心，开辟长江航线，经营轮运。至清末，由汉口驶向国外的轮船，已可直达德国的汉堡和不来梅，荷兰的鹿特丹、埃及的塞得港、法国的马赛、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意大利的热诺瓦以及日本神户、大阪等。汉口港成为国际港。

　　武汉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近代通讯体系。张之洞开通湖北境内有线电报，1900 年又在武昌、汉口开设电话。

　　武汉的工业化，促进了市场化，市场化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工业化。汉口是在19世纪末成为国内最大的米谷集散中心的，是一个内贸型的纯商业城市。在张之洞督鄂前，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虽在全国四大商埠（上海、武汉、广州、天津）中位列第三，但进出口额只有数十万至百万两不等，而到1903年已突破1200万两，1905年更突破3500万两；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亦然，张之洞督鄂前，间接贸易进出口最高数字是1880年的4200万余两，到1899年达到6700余万两，1904年突破1亿两大关。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武汉外贸连续42年全国第二。

　　对内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致使新型商业人才匮乏的矛盾愈发彰显。张之洞谋划全省商科教育，在湖北创建了从省城到县城的商业学堂。据《湖北省志·教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记载，到清末民初，湖北有中等、初等商业学堂共16所。

　　湖北商业中学堂，由张之洞札令设置。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张之洞发布《札商务局劝集商款在汉口创办商业学堂、商会公所》，充分强调办商学的重要意义：“照得商务实富国之基，泰西以商立国，有商学以考各物制法、各货销路、各国嗜好、各业衰旺……现欲挽回利权，即应创设商学、商会，以资启发。” 

　　他认为武汉商业发展迅速，应大力兴办商业教育，指示商务局在商界筹款建立商务学堂。

　　尽管有张之洞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但是，湖北、武汉的商业教育难以赶上工业教育、农业教育的步伐。从1907～1909年湖北实业学堂统计资料中，即可看到其间明显差距，具体数据如下：

　　究其原因，还在于武汉本地商业资本力量薄弱。

　　商会兴办学堂，是晚清实业教育的一大特色。晚清政府鼓励民间兴办学校，上海、天津、苏州、广州等地商会经济实力雄厚，组织程度高，且对行业后备力量的培养非常重视，大力兴办商业学堂。苏州商会1906-1907年里办起了三所学校。上海商会在清末也办了三所学校。

　　当时的汉口商界，由宁波商人、广东商人和湖北本地商人三股力量构成。湖北本地商人的资本实力，难比浙江宁波商人和广东商人，而且内部又分为若干帮派，组织化程度不高。辛亥革命前汉口商会会员不足200人，并以小商人居多。

　　直到1907年11月（光绪三十三年十月），湖北商业中学堂才在武昌问世。

　　据记载，时任提学使黄绍箕“开办商业中学堂于武昌东厂口（阅马场东面，原湖北教育学院旧址）”。

　　1910年（宣统二年）湖北省学务公所统计资料表明，湖北商业中学堂“系由张之洞札设，于清光绪卅四年五月廿七日报部立案”。

　　芦汉铁路建成之日，也是张之洞督办粤汉、川汉铁路之始。湖北商业中学堂创立起来时，张之洞已离开湖北。

　　1907年7月，张之洞晋协办大学士，充体仁阁大学士，授大学士，仍留湖广总督之任。9月4日与袁世凯同日获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

　　就在这个初秋的9月，张之洞卸去湖广总督之职，奉旨进京，管理学部事务。

　　1908年清政府决定将全国铁路收归国有。7月，任命71岁高龄的张之洞任督办粤汉铁路大臣，兼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次年，张之洞病故，谥文襄。

　　张之洞督鄂，以路始，也以路终。

　　他以卓越的才情学识，在近代中国走过了一条独特的人生之路。

　　他用全部的生命，给子孙后代铺下了一条希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