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和国际经济增长乏力的影响，我国外贸增速明显回落。从国内环境来看，劳动力工资上涨，造成了出口企业成本激增，挤压利润空间，企业生存压力巨大；我国出口产品附加值偏低，处于产业链分工的低端等问题矛盾突出，我国传统的依靠资源能源、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已经到了亟须转变的关键阶段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方针。加强和完善对外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之举，其基本思路是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全方位提高外贸竞争力，实现外贸发展的可持续性，这是打造中国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版”的应有之义。
国际背景——
贸易摩擦增加 环保要求严苛
改革开放至今，对外贸易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有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外贸出口每增长10%，能够推动我国GDP增长1%，成果卓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更深层次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但并未改变经济增长过多依赖国际市场的外需主导型模式，对外贸易依存度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中国对外贸易扩张带来的贸易顺差，也使得我国更易于遭遇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贸易顺差经常成为主要贸易伙伴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对我们挑起事端和施压的工具与手段。此外，金融危机之后，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遭受重创，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增强，发展中经济体减速，外部环境的波动和市场需求的下降对中国出口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2012年1月中国出口出现自2009年12月以来首次负增长，总体外贸形势不容乐观。
全球经济低碳化变革，传统贸易增长方式面临资源环境压力。低碳经济的发展是全球化的大趋势，加速新能源的开发利用、转变新型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由于高耗能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要消耗大量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燃料，产生大量二氧化碳，导致全球气温变暖，发达国家提出了针对高耗能产品的出口征收碳关税的提议。瑞典、意大利、丹麦以及加拿大的部分地区已经开始施行本国范围内的碳税征收；2009年美国通过了《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法国提出从2010年起，对凡是在环保立法方面的严格性低于欧盟国家的进口产品开始征收“碳关税”。
近10年来，中国外贸迅速发展对资源和环境的负面影响日益显著。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早期发展贸易重经济效应，轻环境效应，环境管制相对宽松，贸易自由化和开放政策导致了一些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从发达国家向我国转移，形成了“污染避风港”现象。一旦碳关税开始使用和推行，中国外贸出口将面临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碳关税会增加产品生产和销售成本，我国产品的价格优势将进一步丧失。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低碳背景下，中国外贸发展必然面临日益收紧的资源和环境约束。
国内压力——
生产成本上升 贸易附加值低
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导致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在减弱。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以及“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外贸企业长期倚赖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逐步消失，中国就业人员年均工资增长显著高于同期东南亚各国的工资上涨速度。2012年阿迪达斯工厂迁至东南亚国家的事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更多的外贸企业不得不从沿海地区转移到劳动力工资和土地租金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或缅甸、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
然而，对中国外贸企业而言，一味追求用工成本，追随廉价劳动力成本的“候鸟式”产业转移，并非良性发展的长久之计。例如，江西省南昌市作为二线城市，劳动力相对充足。中国社会科学院调研数据显示，2009年南昌市社会平均工资为2538元/月，2010年达到2920元/月，同比增长15%，2011年达到3318元/月，同比增长13.6%，近3年连续增长比率超过10%。而2010年上海地区社会平均工资为3700元/月，2011年为4331元/月，南昌市用工成本优势并不明显。
以成本优势为主要竞争力的外贸发展方式，要求经济政策立足于减少企业的生产和贸易成本，降低出口企业的相对出口价格，增强竞争力。然而，重视短期效果的外贸刺激政策不能很好地与企业或产业的转型升级协调配合，政策的空间和边际效应只会越来越小。事实证明，建立在劳动力优势基础上的经济体，在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动态变化过程中，往往难以长时间保持竞争优势。
中国出口贸易产品所处的产业层次较低，处于国际分工产业链的低端，贸易附加值低。贸易附加值过低，可能导致“贫困化增长”。所谓“贫困化增长”指的是一国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工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的过程中，由于分工格局和上游企业对升级的控制，一国企业被锁在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的现象。以纺织行业为例，我国纺织服装业出口额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起呈现高速增长，但是从2007年开始，平均单价却在不断下降，国内代工企业（OEM）的分配地位日趋恶化。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和贸易方式升级正是面临着这种低端“锁定性”的危险。以iPhone手机的全球化生产为例，共有5个国家的9个公司参与手机零部件的生产，最终由中国深圳华为公司进行组装。中国制造仅占iPhone手机总附加值的3.6%。OEM企业的转型还面临着管理能力不足、技术水平不高、品牌欠缺等难题。
此外，中国外贸长期“一条腿”走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发展严重不平衡。2012年服务贸易的巨额逆差使外贸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为负，发展中国服务贸易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非常重要、迫切的一个关键事项。
路径选择——
从低端参与型迈向自主主导型
建立在动态、持续基础上的产业转型和升级是许多国家贸易结构转型成功的重要经验。随着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不断被削弱，产业转移、转型升级是重塑中国外贸竞争力的必然之路。
近10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性措施，贸易结构转型取得了一定成绩。我国外贸依存度在经历了入世初期的快速增加后，从2006年67%的高点开始回落，2012年在2011年基础上再度回落3.1个百分点，回到50%以下，为47%。其次，在贸易方式、贸易国别、贸易产品结构和国内区域布局等方面,均出现了趋好的变化。
中国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要从根本上实现贸易发展战略的转变，完成从过去的低端参与型贸易格局到自主主导型贸易格局的转变。加速实现从大力发展外资企业广泛参与,甚至外资在某些高技术产品领域为主导的加工贸易，到培育和打造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以及本土企业主导的贸易转变；实现从鼓励和支持以国外品牌为主的贴牌贸易，到以大力扶持自有品牌的贸易形式转变；实现从认可和容忍以依赖国外技术为主的贸易，到鼓励和支持基于自主知识产权之上的贸易的转变。
其次，从行业发展看，对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出口产业，一方面推动其向产品链研发、设计和销售等高利润环节发展，另一方面要鼓励其转移和有步骤的退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方式主要是产品内分工，利用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廉价的优势，成为了全球的制造中心；而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当人均GDP提高到一定水平，劳动力成本不再具有价格优势时，这部分产业转移是不可避免的趋势。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6100美元；根据2011年《新兴经济体蓝皮书》预测，如果中国持续保持7%—8%的增速，2015年我国可实现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劳动密集型产品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向国外转是必然的选择。
对于高技术类产品生产和高端制造业，推动出口贸易产品的功能升级，推进生产行业向国际产业链的高端攀升，提高产品质量和利润水平，从而完成自主品牌产品的生产和产业的升级；延长产业链，促进加工贸易配套体系向研发设计、创立品牌、生产制造、营销服务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提高产品附加值。此外，从政策引导上看，还需要地方政府根据自身区位、要素禀赋、产业基础等实际出发，研究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的鼓励性行业发展措施。
最后，从微观企业的角度看，中国外贸企业转型经营自有品牌，不仅需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更要重视产品差异化和产品创新。中国制造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走“国际代工”的道路，是一种内生的自然选择；而只有通过大规模地创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品牌，才能实现中国经济整体的产业升级。尽管目前这个阶段还未到来，但社会和政府应不失时机地创造市场基础和需求条件，配置品牌企业所需要的文化自信和制度条件，帮助一些先进企业逐步从OEM向原始设计制造商（ODM）再向代工厂经营自有品牌（OBM）转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和国内产业配套能力是影响贸易升级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