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育人专栏】张军:三尺讲台是我安放生命价值的所在

发布者:陶慧发布时间:2018-12-13浏览次数:1237



记者 谢婷婷 谢芳 罗郁慈


  从教学岗位到行政岗位,又从行政岗位重回讲台,张军的教学生涯里有过两次身份转变,不变的是他对于讲台的热忱、对于学生的热情和对于学术研究的热爱。


  从业31年,张军站在讲台上的时间长达21年之久,从开设讲座、课堂问答、邮件往来到微信群中答疑、在线讲评作业,他的教学手段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教学之余,张军勤于笔耕,潜心研究,在国内期刊杂志发表论文、文章280多篇,主持省级课题8项,参加国家级课题1项,出版专著16部,主编教材4本。


  2010年,他被评为湖北经济学院首届教学名师,2014年,他当选为“经院名师”,2018年入选湖北经济学院第一层次人选。他是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省委党史研究室特聘研究员、全国社科同行评议专家。凤凰卫视、武汉电视台曾对他做过多期访谈。2017年调任校学术委员会,担任秘书长一职,现为学校学术发展与学术治理工作服务。


  在学生眼中,他儒雅博学,风趣幽默,观察问题见微知著,分析问题理性客观,虽然事务缠身,却对学生有问必答,谦和热情。张军说,他是把三尺讲台视为安放生命价值的所在,更把学术研究与教书育人当做生命的意义来追寻。


  “勤于学习,埋头实干,读好书,教好书,写好书,当是我毕生的追求,也是我生命意义的所在。”在张军看来,只有摒弃功利,眼光远大,沉得下心,静得住气,才能成为真正的学者,做出有价值的研究。


真正的学者,不在乎“板凳冷热”


  少年时代,张军就追着说书先生到处听书,小街中心的说书处,张军长期守在最中心的位置。“一到太阳下山,说书人就拿小鼓一敲,端一杯水往桌上一放,开始讲西游、谈三国。对当时六七十年代的人们来说,说书人是一位相对自由的文化传播者,能为大家带来精神享受。”


  这是张军对于“说与听”的最直观感受,在他语言表达体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多年后,在写文学作品、上台讲课时,他时不时会用到“闲话少叙,言归正传,话说有一天”这般的说书语言。听书,同时培养了张军朴素的历史观。他对于文学史学的热爱,就是从这一次次的听书中萌芽起来的。


  如果说,听书是他的史学启蒙,那么站上讲台的缘故则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家学渊源。张军的外公是一位晚清秀才,当了一辈子的私塾先生。从小,他就对于先生、教师这个行业,多了一分敬重和向往。


  高考时,在100分满分制的情况下,张军历史单科考了96分的高分。以他当年的高考成绩,他可以选择一所更有“名气”的大学,但他最终报了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在历史专业学习。在校期间,张军博览群书,把学校图书馆中历史专业的所有书籍,看了个遍。这个习惯保留至今,现在即便是编撰一本2万字的小册子,他也会读上几十本相关书籍;在与孩子的背诵比赛中,他依然可以背得下三四百首唐诗宋词。大学毕业后,张军作为当年学校四名优秀毕业生之一,自由选择到武汉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工作。


  因为学校工作需要的原因,张军在教学岗位工作8年后,走上了行政岗位,暂别讲台近10年。2004年,在学校发布行政岗转教学岗政策后,张军两次提交申请,成为我校第一位从行政岗转向教学岗的教师。“我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教师,当有机会重回讲台时,我几乎第一时间就递交了申请书。”


  兴趣是支持他走上讲台、研究历史的驱动力,事必亲躬、坚持不懈则是他取得成绩的主推力。为了能够拥有安静高效的研究环境,张军白天忙于学术委员会的相关事务及教学工作,晚上就到办公室看书、写作,“我这个房间(办公室)的灯,常常是整栋楼里亮到最晚的”。有时候,写累了,他索性趴在桌上、躺在沙发上小憩一会儿,醒来再继续写。


  “平时我需要上课、开会,所以很多的学术工作都得抽空做,利用好碎片化的时间。”于是,张军会在吃午饭的间隙,拿着手机对着微信中的文件传输助手,想起一句就输入一句,半个小时的工夫,就写出创作中的一个场景对话。


  历史研究工作,是建立在浓厚的家国情怀与对于社会巨变的敏锐捕捉之上的。为了更真实、全面地展现历史风貌,张军需要下的工夫远不止于笔耕不辍。因为任何一个字的下笔,都需要丰富的资料与详尽的实地考察调研来支撑。


  “不管正面反面,真实虚假,先把所有的资料都囊括心中,才能在写作时调兵遣将,为我所用。”张军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近现代史,出于历史特殊原因,这段时期的宣传和研究存在很多不足,“我们竭尽所能地寻找所有相关资料,可以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


  而遇到具体历史场景的还原时,更要结合当地风土人情、地势地貌等现实情况加以判断。“纸上得来终觉浅,得知此事要躬行。”在创作《血战大武汉》时,其中有一场最大的胜利——德安大捷,一次歼灭了一个日军的师团。他深入江西德安考察当地地形,当村支书带着他走访战争中的山地遗迹时,他说自己可以感觉到,德安大捷是如何打赢的。在写作《陈诚》一书时,张军也跟着当地人来到恩施,亲自到每一个地方去考察,最终才把历史脉络梳理清楚。


  “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民族屈辱史、痛苦史,社会巨变,人性也巨变。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的尘埃淹没了许多真相,今天需要很多人去探索,而把真相展现出来,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所以要承受孤独。”


  但他从不认为,孤独就是“冷板凳”。追求项目、基金和扶持,从来不是他的目的,正如他被评为教授时的平常心,当上了教授,与没当教授,对他来说一个样。是否拿到了项目支持,也从来不会影响他从事自己热爱的研究工作。“这不是一种清高,而是说做学问要抛开很多的功名利禄,不要为了某一种功利目的去做学问。就算年轻人是抱着这个功名去做,做到了一定程度、登上了一定平台之后,这些东西也都要抛开,剔除浮华,才能做出点真学问。”


  “我从不觉得我在坐冷板凳,管它是冷是热,我把学术当做人生的一种志向在对待,而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也许正因如此,才使他在近现代历史研究,尤其是党史、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中取得这些成果。


教书育人,给学生以成长的坐标


  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突出的科研能力,让张军在教学中游刃有余。“历史专业的教师,需要对几千年的历史了如指掌,还需要对当下的现实给予关注,熟悉历史、关照历史,这一点我还算合格。”


  即便讲了几百次的课程,张军也能常讲常新。“古今中外的历史知识我都烂熟于心,我就可以随时选取可以论证教学内容和观点的资料,再进行进一步的延伸、挖掘或深化,让学生听起来更有趣。”


  张军坚持,教师想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这句话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如果只是教师在唱独角戏,课堂内容不生动、与学生不互动,这碗知识的水永远也递不出去。为了递出这碗水,除了丰富的学术积累外,教师要做的事儿,还很多。


  在张军看来,教学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当教师站上三尺讲台,就是展现在学生面前的一道风景。在那块小小的天地里,教师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会留在学生的心里,给学生以无形的影响。为此,他对自我严格要求,希望让学生在温暖之中领悟知识的奥秘,并从老师的言行中找到自己成长进步的坐标。


  税收Q1541班的朱秉贤正是在张军的近代史课程后,坚定了考研的目标。“张老师非常有人格魅力,永远乐观面对困难,为人处世有自己的原则,很有才华,学贯中西。他对于我的文章认真分析,与我进行学术层面的深入探讨,给了我很多中肯的建议,也坚定了我的考研方向。”


  在学生眼中幽默风趣、鼓励后生的张军,每次走上讲台前,都会检查自己的教案、教具带齐了没有,并把所讲的内容在脑海里回顾一番,以免在课堂上遗漏了或忘讲了什么,这种情况即便是对教过无数遍的内容都如此;同时,他会检视自己的仪容仪表,看自己的衣着有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或许,正是这份备课的认真和对于自我的严苛要求,让他成为学生眼中的“值得尊敬的好老师”。


  张军认为,教学的目的不该止于知识的传授,还应教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去观察世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知识固然重要,方法尤为关键。“我在讲写作课时,既讲格式规范,讲写作要求,讲修辞炼句,更强调如何运用综合法、分项叙述法、案例分析法、倒金字塔结构等写作方法去安排文章的结构,写好每一篇文章。”


  后来的很多年里,许多已毕业同学回校来看望他,或在与他通话中常说,当年张军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内容不少已模糊,但那些分项叙述法、倒金字塔结构等还记得很清楚,也很实用。正是基于这些年的教学实践,张军更加坚信了教给学生方法比教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教学观点。


  在网络技术日趋发达,手机、电脑已成为年青一代获取信息、从事写作的主要工具的情况下,如何增强经院大学生的写作兴趣,训练其写作思维,提高其思维能力,张军与应用写作教学团队时时在考虑。为此,他们从教材编写入手,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拓宽训练渠道,不断推进教学改革,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教学效果。


  首先,教学团队根据我校专业设置情况,根据各专业常见常用的文书写作需要,从2009年开始,组织富有教学经验和实践经验的老师,编写了《现代应用文书写作教程》教材。2013年,又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党政机关公文处理的新办法,对这本教材进行了改编。现在,这本教材已应用于经院各专业的教学课堂上。


  课堂之下,张军为每堂课建立了微信群,平日里每天都会在群里解答同学们的问题,平均下来一天得有十来次。而通过QQ群和Email邮件指导、修改学生的论文,每年至少有200多篇。作为学生书画协会、浅水文学社、历史协会等社团的指导老师,他不仅亲临指导,还会为学生开设专题讲座。“如果把教学作为一门艺术来说,我对它的追求将是永无止镜的,何况还有太多比我教得好,值得我好好学习的老师。”


亦师亦友,不遗余力地帮助每一个学生


  在学术研究中,张军是博雅沉静、淡化荣誉的学者;在教书育人中,张军是知识渊博、心系学生的老师。而相继担任过辅导员、团委书记、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等职位的他,在三重身份的加持下,始终坚持当好“学生的朋友”。


  师道尊严,是师生关系,互帮互学,也是师生关系。平衡两者,与学生进入亦师亦友的状态,是张军追求的新型师生关系。


  “现在很多95后学生,表达个性的愿望比较强烈,如果我们还端着教师的架子,而不是让学生从内心里去服你、敬你,是很难真正走近学生的。”张军在乎教师权威,但这种权威一定是学术上的权威、知识上的权威、为人品德上的权威,而非强势、独断型权威。


  只要教师真的在知识传授上帮助到学生,学生同样会视教师为权威,铭记教师的传授。张军的办公室里,摆着一盆手工制作的发财花。这来自于他写作课堂上的一位学生礼赠。当时,在张军的写作课堂上,该同学收获颇多,毕业后因出色的写作能力一年时间就升职成办公室副主任。为此,她拿出自己第一个月的薪水,买了金线、鳞片手工制作发财花,特地送来学校表达感谢。


  今年10月底,刚刚收到清华大学博士录取通知的钟毓书,就是一位受到张军帮助与启蒙的学生。2011年,钟毓书还是物流管理专业的一名学生,因为不喜欢本专业,且身材较胖总是担心同学们的歧视,有些自暴自弃,抗拒学习。第一学期结束,多门课程不及格,处于被退学的边缘状态。


  彼时,钟毓书和家人找到时任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的张军,希望可以转学到钟毓书喜欢的文学类专业学习。但因为挂科科目太多、此前学习态度不端正,学院在讨论要不要接收该生时,是有顾虑的。张军左思右想,做出了艰难决定:“收!我们不收,不是逼着学生退学吗?这孩子退学可就废了。”


  转专业涉及到考试,可当时钟毓书因为有嗜睡症,不小心错过了转专业考试。张军为他四处奔走,为他担保,为他单独组织转专业考试。此前,他们素不相识,此后,张军成为钟毓书学术上的引路人和人生路上的导师。


  “破费一番周折后,他进入了我们的院系学习,由于他喜欢中文和历史,我就经常辅导他,后来帮他修改文章,推荐他在《学习月刊》上发表文章。发表文章对他来说就是很大的激励,把他的信心也激励出来了,以后他就不停地写,我帮他修改,他学习的劲头大增。”


  大三时,钟毓书决定报考华中师范大学伦理学专业的研究生,一年复习后,他以当年同期考生中的第一名,成功进入华师大学习,今年他又以笔试面试第一名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为伦理学博士。钟毓书把张军视为授业恩师,“张老师是在我人生迷茫和困难时候遇见的一位恩师,在我迷茫的时候给我了很大的帮助,是将我引向学术道路上的启蒙老师”。


  学术与精神的引导,对于学生的塑造是永久性的。张军现在的身份是校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他为自己定下的工作要求是:不误事,不多事,办好事。学校领导、各部门提交的事,一件也不耽误;不该出现的问题,一件也不出现,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


  他始终坚信,无论在任何岗位,都需要不断学习,埋头实干。坚持把“读好书、教好书、写好书”当作自己毕生的追求和生命意义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