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要使市场在社会生活中也起决定性作用，建设“市场经济”，不是要搞“市场社会”。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应该可以为化解市场经济道德悖论独辟蹊径。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然强化主体利益意识、自主自立意识、竞争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促进人的个性、能力自由等多方面发展，并生长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如尊重、诚信、守时、互利、效率等。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毋庸讳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调节有明显局限性。
市场经济有两个特点：每一个经济的个体，都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资本的本质）；每一个真实的个人，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自私的本性）。这是市场经济的动力。正是这“两个最大化”，进入市场经济运作，演出了一部激烈竞争、效率至上的交响曲，从而形成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动力，形成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秩序。但“两个最大化”又会成为市场经济的阻力，这两个最大化的无限度追求，必然导致互相欺诈、物欲横流，使得市场经济的秩序无法维持下去。
市场经济有两个相反的方向：既排斥道德又需要道德。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物质利益，会导致拜金主义，排斥道德；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市场规则的遵守和道德的自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社会整体日益追求公平、正义，要求道德水平提高。
因此，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着一种道德悖论，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难免泥沙俱下。一些人理想信念丧失，一些腐朽落后思想文化沉渣泛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增长，部分社会成员思想道德失范，有些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权钱交易屡禁不止。信仰的动摇是危险的动摇，信念的迷茫是最大的迷茫，理想的摇摆是根本的摇摆，思想的滑坡是致命的滑坡。在信仰的荒漠上，活不了无根的植物，立不起伟大的民族。
我们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要使市场在社会生活中也起决定性作用。建设“市场经济”，不是要搞“市场社会”。必须有效地解决市场经济既排斥道德又要求道德的道德悖论。厚德载物，厚德才能载市场经济。
18世纪的亚当·斯密一开始就关注这个问题，他在1759年先发表了《道德情操论》，1776年方发表《国富论》。一种人性本善的道德利他主义社会的道义论，与一种人性本恶的经济利己主义个人目的论，矛盾而奇妙地共生于“斯密理论”之中。19世纪的韦伯也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他于1904年发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出“没有企业家阶层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道德宪章就没有企业家阶层，没有宗教信念就没有道德宪章”。显然，“斯密理论”自身就是悖论。而肇始于华尔街金融衍生品欺诈的金融危机，同样宣示了韦伯“新教伦理”的苍白无力。他们都化解不了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
但“斯密理论”启示我们，市场经济需要的道德，应从“人”的自身去发掘和建立。“人性”是抽象的，“人”却是具体的，我们应该着眼于“人”。韦伯把市场经济需要的道德，通过对“神”的敬畏这个环节由“他律”内化为“自律”,也启示我们，我们可以不信神，但不能没有“敬畏”。缺乏敬畏之心的市场经济，必然缺乏诚信，排斥道德。
总之，人类至今还没有化解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但在不断探索、不断努力。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在走向现代化、建设现代市场经济中，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滋养。”这段深刻的阐述，使我们眼睛一亮，不妨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激活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
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在哪里？在传统文化里。但毕竟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过去没有、现在也不能把我们带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我们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努力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当前，可先着手研究3个问题：
一是在人性和金钱的碰撞中如何激扬人性？对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道德失范现象，要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回和强化道德约束和慎终追远的定力，去增强我们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强身壮体的抗体，增强在各种物质诱惑中的免疫机能。
二是在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中如何约束权力？中国有推崇君子人格的传统。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谆谆告诫，修齐治平、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百姓情怀等，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之德”，与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前赴后继的远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相契合。党的各级干部不妨从传统的君子之德中，念好权力约束的“紧箍咒”，获得精神鼓舞的正能量，培养浩然正气。
三是如何避免市场经济全方位渗入社会生活、更好地治理社会？中国历史上，很多人主张“儒法并用”“德刑相辅”。治理国家和社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党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古人这方面的治理思想与经验。以德治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之一，是中华民族应该认真继承使之转化为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用好的文化软实力之一。
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应该可以为化解市场经济道德悖论独辟蹊径，做出中华民族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