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全国五十多名党员中，只有一名工人党员，他就是湖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郑凯卿。

　　1888年3月24日，郑凯卿出生于武昌沙湖松树湾村。少年时，家境贫寒，加上天灾人祸，爷爷、奶奶和父母先后病逝，妹妹也因发高烧而成了哑巴。为了活下去，不得已，他把妹妹送给好心人家做童养媳，自己到人力车夫陈万年家做养子。

　　养父家的生活也非常困难，郑凯卿便每天到街上卖烤红薯，帮助家里减轻经济负担。卖烤红薯的日子久了，他渐渐结识了经常外出逛街的孔家小少爷孔宏志。一天，孔少爷和管家找到他，让他做伴读书童，于是，郑凯卿从养父家来到了孔家。

　　在孔家，郑凯卿跟着孔宏志，一起读《三字经》《百家姓》《大学》《论语》《孟子》等传统经典，识得不少文化知识。他还在教书先生的教导下，学了一点中医。但后来，他因同情孔老爷的姨太太，并帮助她逃离了孔家，也就无法在孔家继续做工了。

　　离开孔家后，郑凯卿来到文华大学成了一名挑水工。文华大学是远近闻名的教会学校，聘有不少外国人担任教职。一天，一名挑水工在挑水时，不小心把水溅到了外国教授的身上，被外国教授又打又骂。郑凯卿知道了这件事后，在挑水工中发起串联，约好不给外国教授挑水，几天后，外国教授没有水用，不得不向被打的挑水工道歉。传闻，外国教授在道歉时，想有意出个难题，赖掉道歉。他指着学校墙上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如果郑凯卿能认出这句话，解释是什么意思，就真的道歉。他没有料到这句话是郑凯卿在孔家作书童时烂熟于心的。郑凯卿指出这句话出自《论语》，意思是自己不愿意要的，不施加给别人。于是，外国教授道歉。郑凯卿“罢洋人水”的故事在文华大学校内外传开了，就连来文华大学讲学的陈独秀也听说过郑凯卿的名字。

　　1920年春，陈独秀应邀到文华大学讲学，郑凯卿被安排照顾陈独秀的饮食起居，由此，郑凯卿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在讲学的间隙，陈独秀送给郑凯卿一些书报，向他介绍了《新青年》《湘江评论》等新文化刊物，并教他如何调查武汉工人的情况。陈独秀走后，郑凯卿跑遍武昌的纺织局、纺纱局、麻布局、铜币局、银币局等，调查、统计工人的生活状况，开始从事工人运动，认识了陈潭秋、包惠僧等马克思主义青年。

　　1920年夏，在武汉的董必武接到李汉俊的上海来信，开始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郑凯卿在陈潭秋等人的邀约下加入了筹建小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仅成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第一名工人，也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名工人出身的党员。在小组中，郑凯卿被推举负责劳工工作。

　　1921年，武汉人力车车行的老板们不断加租，将每辆车的份子钱从三四百文涨到一千多文，车夫们几乎无法生活。于是，郑凯卿与施洋、林育南等人，秘密联系人力车行的工人们，在12月7日发起游行示威，要求车行老板取消加租，并允许车夫成立工会，以保障自身权益。罢工队伍游行到武汉的法国租界时，遭到巡捕和军警的镇压，但最终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以防事态扩大，武汉当局和法国领事馆授意汉口商会接受了工人们的要求。这次人力车夫罢工游行的胜利，震撼了武汉乃至全国，对以后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如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所说：“武汉因铁路工人和人力车工人两大罢工，开了当地一个新纪元，职工运动从此有一个顺利的进展。”

　　经过领导人力车工人罢工，郑凯卿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更加成熟了，在工人运动的工作中不断取得更大的成就。1922年7月，武汉工团联合会成立，郑凯卿任组织部秘书。

　　1923年2月，他参与领导武汉地区工人罢工游行，支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二七惨案”发生后，工人运动虽然陷入一时的低潮，但郑凯卿的工人运动思想更加坚定。

　　到了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在湖北通缉工人运动领袖，武汉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通缉董必武的悬赏告示贴出后，郑凯卿受上级指派，化装成人力车夫，趁夜将董必武秘密送上了离开武汉的轮船。临别时，董必武嘱咐郑凯卿：暂时停止一切公开活动，立即离开武汉，到江西去找陈潭秋，再作打算。此后一段时间，郑凯卿行踪不定，有人说他回乡避难了，有人说他在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郑凯卿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带领家人到湖北沙市、宜昌等地谋生活，后又转徙到四川，做过炼油厂工人、小学教员等工作。直到1946年，重返武汉。回武汉后，他在武昌童子军师范学校工作。武汉解放后，董必武曾派人找到郑凯卿，邀请他北上。经过考虑，他决定不去北京，选择到武昌大拱门合作摊亭做一名普通工人，过平淡的晚年生活。1959年退休。

　　1962年，郑凯卿随下放农村的小儿子到潜江总口农场生活。1966年11月15日，病逝于潜江，享年78岁。

（作者：马克思主义学院　介江岭　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