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半百，脑力渐差，但在这三十年的工作中，同事给我的温暖和感动，却是常忆常新的。值此校庆十五周年之际，聊记几个片段，以作回味，也算是献给校庆的一点心意，更多的，还有待今后闲暇时再续。

一

　　初识周(元武)书记的时候，我在高等教育研究所工作。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学校倡导行政人员向教师岗位转岗，于是我便向学校提出，要去院系工作。可能是周书记认为我文字工夫还行，行政楼需要吧，我的第一次申请被搁置了下来。

　　我那时年轻，脑筋不转弯，有些认死理，于是没多久又写了一次申请。周书记见我态度坚决，就找我去谈话，地点在东湖校区他的办公室，他一贯温文儒雅，说话音调柔和。那天我见他，他和颜悦色地问我道：“你还是想到教学岗位？”我点头说：“嗯。”他停了一下说：“我和许(建国)院长他们商量一下吧。”

　　大约一星期后，人事处通知我，说调我到艺术系任副主任。2004年3月24日，张(奋勤)副院长代表学校，带我到艺术系宣布了这一任命。我成了学校组建之后由行政岗位转到教学岗位的第一人。

　　当年10月8日，全国教育经济学会2004年年会在北京昌平召开，周书记是该学会的常务理事，应邀入会，他把我也带去参会，让我见一见教育经济领域的学者们。

　　我们是前一天到昌平的，住在一家极普通宾馆的标准间。这里离十三陵水库很近，晚饭后，他对我说：“到过十三陵水库冇？”我说“没有。”他说：“水库离这里不远，我带你去吧。”就这样，我们步行出发了。

　　我记得那时夕阳还浮在山上，周围景致清晰，我们沿着一条有些破旧的柏油马路，边聊着边往十三陵水库走去，大约走了个把钟头，目的地到了。这时天已渐黑，要看的大都糢糊，我只记得，水库的水不是很多，从坝底到坝顶是一个大斜面，外坡上用汉白玉石块砌着“十三陵水库”几个大字。周书记说：“这是毛主席题的”。跟着讲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人参加水库劳动的故事。他是个不善铺陈的人，言语简洁，但讲故事时用情之深，我还是能明显感受到的。

　　回来的路上，伸手不见五指，马路上虽有路灯，但昏黄的光，照在两旁白杨树上，树影幢幢，加之行人稀少，仍是有些吓人的。我们俩肩并肩地在路上走着，不时有开着大灯的卡车从身边飞驰而过，这无疑是更吓人的。于是我靠外走着，有保护他的意思，周书记意识到我的想法，把我拉在他的右手边走，我不依，还是坚持靠外走，直到走回住地。

　　2005年底，我评上了教授，去向他汇报。他听完后，微笑着对我说：“今天跟昨天有什么不一样没有？”我一楞，说：“没有哇！”他说：“这就对了。”

　　十几年了，这话还常在我耳边回响。

二

　　2003年10月，我的长篇小说《血战大武汉》在《中国故事》发表了，我送了一本给许(建国)院长，他很高兴。

　　过了大约一个多月，我在行政楼门口碰到他，他眯着眼，笑道：“张军，你那个作品写得不错，我这次到北京出差，路上就带着你那本书看。想当年，我也想当文艺兵，搞创作，但我们家老头子不同意，这个梦冇做成。今后你要好好地写。”

　　他长得健实，底气足，声音高，平时给人一种很严肃的感觉。这次他眯着笑的样子，让我看到了他温情平易、矜人之长的一面。

　　新校区建设时，我在艺术系工作，办公地在武昌校区。一天，我来新校区办事，正碰到许院长在工地上忙碌。他戴着草帽，挽着裤腿，皮鞋上沾了泥土，他的周围站着十几个学校和施工方的工作人员，他在那里布置着什么。那情景，真的让人想到，他就是个“包工头”了。那一刻，我的心底油然生出一阵感动，什么身先士卒，实干肯干的词，平时没体会，这时全都涌上了心头。

　　2006年6月2日，学校在大学生活动中心第一报告厅召开全校教师和部分学生代表大会，主题是如何提高本科教学质量问题。此时全校上下都在为迎接教育部的评估而努力着，时间紧，任务重，需要整改的问题多，因而压力之下，大家心里都很着急。许院长讲话过程中，在肯定学校合并以来取得的成绩、肯定课堂质量稳步提高的同时，也严肃指出个别教师备课不认真、敷衍课堂及考试档案不规范等问题，有些地方的话说得还比较重。

　　因后面坐着学生，在场的老师听了，有人坐不住了，一些人在窃窃私语，尽管周书记在后来的总结讲话中，作了补充说明，但仍有老师对此不理解。

　　平心而言，在当时“迎评”压倒一切的情况下，作为一校之长，他对大家提要求，甚至是严格要求，十分自然且必要，何况他又是一个对工作高度负责的人呢。也许“大行不顾细节”吧，在学生面前批评老师有什么不妥，许院长可能一时根本就没有顾及到。

　　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真率直言，有胸怀，又善于虚心纳言的人，所以大家既把他当领导、师长，更把他当朋友，对他的魄力、能力当面赞扬，给他提意见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件事发生后，时任金融学院院长的卢芸教授找到他，对他说道：“许院长，有句古话，叫做‘人前教子，人后训妻’，是说要给做长辈的留一点面子，您那天在会上当着学生的面批评教师，有些不妥。”

　　许院长听罢，一下子明白了什么，连声说：“哦，是的，是的。”

　　他对卢教授表示了感谢。此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他在学生面前批评老师的了。

三

　　纪(竹荪)教授长得清瘦，眼神也不好，一副文弱的样子。我与他以前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只知道他的名字而已，而且记住他的名字，还是因为“竹荪”这个特殊称呼，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对他的了解多了一层。

　　那事大约发生在2008年11月下旬。那天晚上，我上完课后，准备搭夜班车回家。散学之后，腾龙大道上很空寂，月辉照在地上，冷冷的，更增加了几分清幽、静谧。我拎着装有教案的提包，向车站走去，快到车站时，忽见一人正低着头，借着月光看书，因光线不好，他的整个脸部几乎贴着书页。

　　我很好奇，打招呼道：“您在看书呀？”

　　那人抬起头，向我笑道：“是啊，来车还有十几分钟，我就把随身带的书拿出来看看。”

　　我认出是纪教授，纪教授也认出是我，两人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

　　“看什么书呢？”我说。

　　他笑着说：“一部写民国知识分子的书。”

　　这方面我比较熟悉，我们于是攀谈了起来。虽然这后面的谈话因班车来了，仅只一支烟功夫，但令我惊奇的是，他对民国知识分子了解之深，恐是一些专业人士也不一定清楚的。

　　就此，我把纪教授与爱读书划上了等号。

四

　　温(兴生)书记来学校三个多月后，我与他有了第一次当面交流。他为人谦和，待人客气。作为书记，他除了抓常规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之外，更想着怎么营造育人氛围，尤其是文化育人问题。

　　他对我说：“张军唉，大学不能没有故事，大学故事显现的就是大学精神啊，我看了你写的民国大学故事的书，它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习总讲，我们中国人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那我们湖北经济学院的人呢，是不是也应该讲好经院的故事呢，要讲，这要靠你们教授带头讲呀！”

　　我说：“是啊，大学的传扬既要靠学术、学生，也要靠发生在这里的正能量的故事。这件事值得去做。”

　　实际上，我以前就有过一个想法，退休前后，用文学的形式，写一部我眼中和心中的大学，但这次交流后，我调整了自己的想法。我想，后一阶段我会用白描的方式，写一些关于经院的故事，这应当是更迫切，更有意义的一件事。

　　今年4月5日下午，因学校拟调我到学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温书记约我谈了一次话，话题的中心是怎么“淡化行政色彩”，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校治理中的作用问题。

　　他语速平缓，思路清晰。他说：“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这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治校原则问题，几十年的历史也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这其中的教授治学，就涉及到如何发挥学术委员会的作用问题。学术委员会是教授治学的基本形式，这一点，我们必须坚持，且要加以完善。”

　　说到这里，他把话锋转到了我们学校，说：“就我们学校而言，现在学术委员会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学术咨询和评估机构，一是要建立学术标准，没规范，没标准，你不好判别学术上的真假是非啊，另一个是要维护学术自由、公正。怎么保证学术自由、公正呢？让学术问题回到学术轨道，淡化行政色彩。”

　　关于“淡化行政色彩”问题，看来他思考很深。他首先谈到这一届学术委员会的组成，说在推选委员时，党委明确要求，2/3以上的委员必须是教授，且要把有行政职务的人数降到最低程度，这就保证了学术委员身份的独立。他又谈到学术委员会三位副秘书长的人选问题，说正是因为他们都担负了职能部门的领导工作，所以只能让他们兼任副秘书长一职，这是把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分开的重要举措。

　　客观地说，这一番谈话，让我对学术委员会的职能和作用有了更多新的认识。

　　（作者系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