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经济学院组建不久，曾经历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抗击非典。

2003年春，广东、广西、北京、香港等地突然爆发了非典疫情，并迅速向其他地区蔓延，疫区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人、死亡人数不断增加，疫情震惊全球。2003年3月底，世卫组织宣布北京为“非典疫区”，很多外国人甚至视整个中国为疫区，不敢来华旅游。不可否认，非典有极强的传染性，且病情会快速进展，严重感染者会导致呼吸系统衰竭而危及生命。非典患者为重要的传染源，主要是急性期患者，此时患者呼吸道分泌物、血液里SARS冠状病毒含量非常高，通过近距离飞沫传播、接触患者的分泌物（如打喷嚏等易播散病毒）及密切接触传播。这种新出现的病毒，人群不具有免疫力，普遍易感，据统计，此病病死率约在15%左右。

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使合并组建不到一年的经院面临严峻的考验。当时，新校区建设只是在筹备之中，全校一万多本、专科生分散在洪山、武昌、东湖三个校区学习生活，而三个校区总共占地面积不足360亩，人员密度非常大，一旦病毒传染起来，会很快扩散，加之三个校区都处在闹市区，校园周边人口密集、车水马龙，容易导致接触传染。另外，三个校区相距较远，工作联系很不方便，增加了协调一致抗击疫情的难度。在这种困难条件下，校党委、校行政审时度势，总揽全局，沉着应对，迅速成立了学校“防非”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安排专人负责抗击非典的综合协调、信息发布、日常防护和后勤保障等工作，提出了“宁可防之严、不可失之宽”的原则，要求各院系建立应对疫情的工作机制，强调在学校统一部署的前提下，人自为战、班自为战、系自为战、校区为战，在全校织就一张疏而不漏的“非典”防控网，切实做到了“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学校还安排医护人员经常对教室、实验室、食堂和学生宿舍等公共场所进行消毒，杀灭病毒传染源。在教学资源十分紧缺的情况下，学校还设法在东湖校区腾出培训楼的部分楼层进行封闭管理，用于隔离观察从非典疫区返校的师生。

在抗击非典的战斗中，三个校区成了抗非的前沿阵地。我当时任武昌校区管理办公室主任，感到肩上担子重、压力大，为了确保校区内师生的健康，校区几乎实行了封闭式管理。根据学校的规定，学生未经批准不得离校；健康状况不佳的学生，家在疫区的学生，不予批准离校；对由于特殊原因已经离校的学生（含毕业年级在外地实习的学生）要逐一追踪了解学生的身体状况，并纳入学校疫情监控和信息报告范围；从疫区回校的学生，必须进行一周以上的隔离观察。对在校学生坚持每天晨检，密切关注学生的身体变化，同时加强门卫管理，严守校区大门，督促学生出校门戴口罩，进校门量体温（使用电子体温计），校外人员一律不得擅自进入校区。学校制定的这些严格防护措施，在三个校区都落实得十分到位，广大师生员工也给予了充分理解，并能自觉地遵照执行。

记得5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信息报告：有5个毕业年级的实习生将于次日凌晨由北京返回学校。我立即赶到校区，发现学生工作处副处长黄建平、院系辅导员王华等学生工作人员早已在校区门口严阵以待。他俩告诉我，在学生宿舍统一熄灯之前，已对每个寝室进行了认真检查，未发现任何异常情况，这才放心地来到校门口守候。我们一边交谈，一边警惕地观察校门口周边的动静，生怕校外有人溜入了校内，带进了SARS。没多久，学校专门接送隔离人员的红色面包车赶过来了，车灯射出的强光照亮了夜色笼罩的校园，让人兴奋，大家的倦意顿时一扫而光，精神倍增。凌晨2点左右，5位学生平安归来，他们个个戴着大口罩，背着双肩包，拎着行李箱，略显疲惫，但见深夜还有这么多人在门口迎候，他们既感到意外，又显得激动，就像久别的孩子刚回到家，话特别多，这个滔滔不绝的叙说北京的非典疫情，那个绘声绘色地讲述北京的防护措施。我们热情地接待他们，并详细地介绍了学校的预防办法，告诉他们，凡是从重点疫区回校的人员，无论是校领导、中层干部还是老师、学生，都得隔离观察7天以上，希望他们能理解。5位同学个个点头称是，认为这是必要的，既是对他们的关心，也是对全校师生员工的健康负责，表示一定按学校的要求办。说着说着，5个人带着行李很快就上了红色面包车，在一片“再见”声中，车开出了校门，直奔东湖校区隔离大楼……

这场抗击非典的战斗持续了几个月，直到当年暑期才告一段落，整个过程没有硝烟，却惊心动魄。合并组建初期的湖北经济学院经受了一次战斗的洗礼，取得了彻底胜利，全校没有一人染上SARS病毒，做到了老师没停课，学生没停学，维护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了省教育厅的表扬。

实践证明，只要合校合心合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攻不破的壁垒，没有打不赢的硬仗！

（作者系湖北经济学院原校工会主席、副院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