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同德、合校合心
回想当年合校创业，何其艰难！三校合一后，中层干部如何妥善安排，收入分配怎样统一起来；三校区上课，教学资源如何配置，教学秩序如何维持；负债建设新校区，将来的债务如何化解；置换老校区，老同志们的思想工作如何疏通……。然而，人心齐、泰山移，这些困难最终都被经院人战胜了。他们的致胜法宝是：班子团结、干群同心、理解万岁、众志成城！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合校之初，三个校区就有一批校级领导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率先做出了个人利益牺牲。原计干院的张小顺和杨宣，原商专的李玉发由副校级领导实职改为非领导职务；原商专的吴显富、杨泽荣和原金专的漆腊应、高永格、杨小波、肖九如同志，则由副校级实职改任正处级领导职务；原商专的陈昌胜同志由校长助理改任处长。他们的胸怀品格值得经院人永远尊敬。
大约是在2003年元月，学校党委正式启动合校后的首次中层干部选配工作。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原单位领导，谁都希望本校区的干部能够上岗，甚至得到重用，这种情感可以理解，也应当得到尊重。然而，现实的矛盾是僧多粥少，三个校区原中层干部中的一部分同志，将不得不面临可能的落选或暂时待岗。为此，元武书记和我与原三校主要领导在党委会前多次酝酿，党委会上几次研究，但总是情未却、理难断。令我想不到的是，这个难题戏剧般地在随后一次党委会上得以破解。郑慎德、张培杞、左东官、张奋勤、吴少新、梁前德等老领导，出于合校大局和学校发展的战略考虑，也充分体谅元武书记和我的难处，他们在会上一致同意授权我们两人，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闭门拟定一份中层干部选配方案，提交下一次党委会研究通过，并一致表态：最后的结果由书记、校长定。那天的会议情景，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之中，三校领导们的党性观念和大局意识令人肃然起敬、难以忘怀。
合校前，三个校区教职工之间的收入水平是存在较大差距的，其中，原金专的收入要比原商专高出将近一倍。如果按照原商专标准统一全校收入，原金专和原计干院的教职工会有意见和抵触情绪；如果按照原金专的标准统一收入分配，当时的学校财力又不允许。最后的方案是，参照原计干院的中等收入水平统一全校分配，并给予原金专校区为期一年的收入调整过渡期。显然，实施这一方案，原金专校区的教职工们要做出一定的利益牺牲，校区领导们也要面对较大压力。我钦佩原金专同志们的眼光、胸怀和大局意识，更令我动容的是，老书记郑慎德同志无私地支持了这一方案，他利用崇高的个人威望，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化解了部分教职工的不解和怨情，加快了三校实质性合校合心的进程。
在建设新校区过程中，若论个人利益受损最大的群体，当属原三校区的离退休老同志们。新校区建设需要数以亿计的资金，其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校区置换。原三校区个个都是寸土寸金之地，原商专置身于武珞路大学城核心区，原金专地处武昌繁华商业区，原计干院更是毗邻美丽的东湖。校区置换后，宽阔美丽的校园环境没了；散步健身的运动场没了；取药打针的校园医务室没了；方便实惠的教工食堂没了；寒冬里的校园暖气也没了。而且，校区置换后，原商专、计干院的老同志们上街出行也变得不那么方便了。所有这些，我们可亲可敬的老同志们都默默的承受着、忍受着。他们懂得一个素朴的道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为了新校区、为了学校的明天，就像是为了自己的儿女一样……。至今令我内疚的一件事，是未能在新校区解决原计干院张国藩教授申请的住房问题。张教授德高望重，在校区置换听取意见时，体弱多病的他坚决支持学校党委的决策，个人唯一的请求是，在汀澜苑为他分配一套住房，哪怕小一点都行……。说到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原离退休工作处的姚天华处长，她为老同志解难，为党委行政分忧，那种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敬业精神，值得每一个经院人感念。
办学定位：探索者们的最初思考
湖北经济学院是由2所专科和1所以成人教育为主的本科院校合并组建起来的。其中，原湖北商专始建于1907年，其前身为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湖北商业中学堂；原武汉金专的前身为1948年创办的中州农民银行学校；原湖北省计划管理干部学院成立于1984年，1996年开始举办普通本专科教育。三校合并后，怎么样在传统专科教育的基础上办好一所全新的现代本科大学，困扰着合校初期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是学校的魂、发展的纲。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事关学校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学校发展的其他工作都将无从谈起。因此，在合校之初，学校党委一班人全面、客观地分析了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高校竞争态势，也分析了校情及办学优势，认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大学都是国民高等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都可以在社会多元的人才需求中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办学定位，都可以在不同的教育层次和办学类型上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成“一流”，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一流学生。
根据这样的办学理念，在2003—2005年，从学校领导到一线教师，从管理部门到二级院系，大家围绕着湖北经济学院应当办成什么样的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进行了历时三年的“大讨论”，包括理论学习、实地调研、国外考察、市场分析、专家咨询、校内研讨和反复论证，并在总结自身本科办学经验的基础上，终于在2006年，即在教育部对我校本科教学进行合格评估的前一年，初步形成了湖北经济学院办学指导思想和人才培养理念的广泛共识。主要包括：
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具有良好人文素养，专业知识扎实，实践能力较强，能解决问题的创业者、实业家、白领层。
人才培养模式：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的宗旨，实行全程育人、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把关心和指导每一个学生的成长、进步，作为学校工作的“第一要务”。所谓“全程育人”，即从新生入学教育、四年全程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实施，到学生毕业前教育的各个育人环节上，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循本科教育培养规范，严守质量标准。“全员育人”，即全体教职员工都要以爱心、责任心和敬业精神去关心学生、帮助学生、服务学生、感染学生。教师要做到教书育人；党政教辅人员要做到管理育人；后勤员工要做到服务育人。而“全方位育人”，主要体现在才培养路径的6个“结合”上：理论教学与实践性教学相结合；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校园生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专家“请进来”与学生“走出去”相结合；专业教学与“第二课堂”活动相结合；学校统一管理与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相结合。
中长期发展战略：入主流、办特色、高起点发展。所谓“入主流”，要求我们在办学理念、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等方面，严格遵循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规范的要求，从严治学、从严治教，使我校的本科办学水平和本科教学质量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跻身于全国主流高校之列。“办特色”，是指通过举办特色专业、开设特色课程、提供特色平台、探索特色教学模式，来培养“两有三实”的特色人才，即培养有思想、有能力的实践型、实用型、实干型管理人才。最后，所谓“高起点发展”，即在尊重教育教学规律，学习、借鉴国内外知名高校的办学理念、办学模式、办学经验的基础上，目标瞄准国内外知名财经大学，善于改革创新，勇于加快发展。
治校方略：质量立校、特色兴校、人才强校、改革活校、从严治校。
2006—2010年发展目标：建设成为一所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体，多学科协调发展，在省内有较大影响、国内有一定知名度的财经大学。
有了思想，有了目标，有了蓝图，关键在干！关键在行动！
不敢想，哪敢干！
按照省政府有关部门的最初规划，新组建的湖北经济学院新校区选址在武昌黄家湖大学城，毗邻武汉科技大学、湖北中医学院新校区，规划用地1000亩。学校党委考察后认为，黄家湖校区面积偏小，基础配套设施不足，交通状况容易拥堵，校园周边环境复杂，难以支撑湖北经济学院未来发展的需要。于是，党委决定另选新校址。在随后紧张的选址日子里，党委一班人带着新校区建设指挥部的同志们走遍了东、南三环线外的山山水水，积极拜访武汉市规划局、江夏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和专家，了解武汉市及东湖高新区的未来发展规划。在武汉市规划局、江夏区原区委书记李传德、原副区长兼藏龙岛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钱祖武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最后，校党委研究决定，新校区选址由黄家湖大学城改为紧邻东湖高新区的江夏藏龙岛开发区，规划用地面积2183亩。2002年11月8日，即经院组建后的第43天，学校与江夏区政府签订了新校区规划用地转让协议。这就是“经院速度”！
新校区缺乏建设资金，怎么办？“改革自有黄金屋”，向体制创新要钱！所谓敢想敢干，首先是要敢想，要勇于冲破思想的牢笼。如果连想都不敢想，“敢干”就更是无从谈起。
合校之初的经济学院“体质虚弱”，为了抢抓发展机遇，通过大规模银行贷款建设新校区，既是一项创新，也是一招“险棋”，难免引起部分教职工的关心和担忧。对此，学校党委高度重视，决定启动重大问题民主决策机制，于2003年8月在鄂州凤凰山庄召开了以“负债建设新校区可行性”为主题的学校发展研讨会。参会人员除了学校领导和中层干部之外，还邀请了部分教师和离退休老同志与会。两天的会议紧张而又热烈，大家全面分析、论证了建设新校区的重大意义和综合效益，也深入探讨了负债建设可能带来的长期风险，同时，还初步研究了化解债务风险的办法和措施。这次成果丰硕的“鄂州会议”应当载入学校发展史册，它统一了全体教职工的思想认识，坚定了加快建设新校区的信心和决心，激发了奋力推进学校“入主流、办特色、高起点发展”的高昂热情。
10年前，公办大学与民营企业共同创办独立学院，是教育部积极推行的高校办学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改革的关键点有二：一是由民营企业出资，解决政府办学经费不足问题；二是允许独立学院高标准收费，解决投资成本回收问题。学校党委一班人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重大改革机遇，决定创办自己的独立学院—法商学院。不过，学校在筹办法商学院的过程中，没有按常规套路“出牌”，而是采取了不同于全国许多兄弟院的创新性做法，即首先动员全校教职工出资入股，创办具有民营经济性质的法人实体“亿优物业管理公司”。然后，由亿优公司出资与湖北经济学院共同创设独立学院，即现在的法商学院。实践证明，法商学院的办学模式获得了巨大成功：它有利于坚持办学的社会主义方向，保证民办高校的办学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同时，通过举办法商学院，学校还从中独享了原本可由民营企业分享的可观办学收入，极大地缓解了新校区建设和未来还本付息的资金压力。学校在创办亿优物业公司的过程中，采用新机制，公开选聘颇有才干的来靖德同志担任总经理。这“小子”还真有一套，不出两年，学校的物业管理大大改善，还为学校节约了不少的后勤运行费用。
钱！钱！钱！
办大学是要花钱的。合校之初，创业艰难，首先难在一个“钱”字上。学校于2002年9月25日组建后，党委做出的第一项重大决定，就是抓紧建设新校区。当时初步匡算，新校区的静态投资额不低于14亿元。另一方面，合校前的三校财务状况并不宽裕；当时的省级财政恰好又处于解决县区“欠发工资”的艰难时期，不可能给予学校实质性的资金支持。11月8日，学校与江夏区政府签订新校区土地转让协议，并按协议规定缴纳了首笔5000万元地价款。记得是划款后的某一天，财务处高腊生处长急匆匆地来到我的办公室，焦虑的告诉我和吴少新副校长，学校的账上资金已不足以发放下一个月工资！学校将欠发工资？这可是天大的事！少新校长当即拨通一位行长同学的电话，随即，我们三人直奔汉口银行，并在当天就解决了新生的湖北经济学院悠关生死的第一笔贷款问题。呵呵，看来银行贷款还真是个好东西！
大学校长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眼睛向外，千方百计筹措办学经费。我和少新校长每年都要带着财务处、办公室的同志们多次往返于武汉与北京之间，寻求教育部、财政部等中央部委的资金支持。为了尽可能节省交通费和住宿费，也为了不耽误繁重的学校工作，我们通常是38次进京，夕发朝至，白天办事，晚上再乘37次返校。当时，由于37、38次卧铺票紧张，我们采取的策略是，先持硬座票上车，然后再补卧铺票睡觉。这事难，难就难在需要请求年轻、漂亮的女车长审批，多亏了当时的校办副主任陈军同志，回回能保证疲惫的我们上车进入梦乡！
大约是在2004年腊月三十的前两天，我们准备从北京满载而归，但返汉车票机票均已售罄。学校车队的杨世春队长奉命亲自驾车，冒着漫天飞雪直奔京城，接上我和吴少新、王平、陈军、梅光球等人，踏上了回家过年的返程。记得是天黑以后，我们到达鄂豫两省交界的一处休息站，汽车加油，人也加油。晚餐吃得有点“土豪”，饥寒交迫的我们狼吞虎咽，包括一块块肥腻的蹄髈……。汽车继续行至信阳鸡公山麓，遇全线堵车。更要命的是，少新校长肠胃剧疼，捂着肚子急需“方便”。在这冰天雪地、车如蛇阵的山区高速公路上，去哪儿找厕所哟！最后……。这就是我们真实的少新校长，一个整天打着领带、西装革履、在我国金融学界颇有知名度的二级教授！在分管财务的那些年里，他为学校运筹回了数以千万计的贷款资金，但谁能想到，他身着的所谓名牌西服和衬衫，有些却是夫人李总从汉正街淘回来的“的确良”制品！
财务处的高腊生和梅光球两任处长，为了筹措急需的新校区建设资金，真可谓想尽千方百计、道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喝尽千杯万盏！有时，甚至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2003年的4、5月间，“非典”肆虐北京、波及全国、人心惶惶。也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省部共建资金的盘子就要“定夺”。腊生处长拽着我和陈军，毅然乘车进京。经过一道道严密的防疫安全检查，走进空荡荡、阴森森的部委大楼，我们终于如愿以偿。回校后，我们三人按规定被“隔离观察”了一个星期。事后，我心有余悸的对腊生说：“咱们这叫玩着命在干。我们俩个老家伙还无所谓，要是陈军染上了非典，看你这老大哥怎么向人家小刘夫人交代！”何等珍贵的生死之交啊！
在那些“缺钱”的日子里，全校上下从书记、校长到二级单位领导也都焦虑万分。为了争取教育部“邵逸夫项目”，元武书记又是写信，又是打电话。为了成功置换原商专、原计干院两个校区，“老黄牛”胡先琼处长带领着专班的同志们，为学校领导出谋划策，与对方单位“斗智斗勇”。为了用足用活难得的“专升本”指标，我们各个二级学院的总支书记们也是亲自上阵，直接指挥新生报到、注册收费。在专升本招生的那些日子里，整个商专主楼通宵达旦、灯火通明、人头攒动……。
不做“体面苕”
梅贻琪在出任清华校长的就职演讲中曾经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通俗的说，一所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不在于它有没有漂亮的大楼和校舍，关键在于有没有一流的教授。经过全体教职员工三年多的艰苦奋斗，我们在江夏藏龙岛上建立起了一座美丽、现代、生态、数字化的校园，掩映在绿树丛中、坐落于清澈湖畔的办公楼、图书馆、教学楼、体育馆、学生食堂、学生活动中心，以及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一幢比一幢漂亮。然而，办大学仅有大楼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所在专科基础上合并而成，既无硕士点，更无博士点，十分缺乏知名教授的新办本科院校说来，人才和大师就显得更为重要！如果一所大学，只有漂亮的大楼，而没有知名的教授学者，以及由这些教授学者们带领的优秀教师团队，那么,这样的大学无异于一个脑残的靓仔，用武汉方言形容，就是一个“体面苕”。
应当说，党委一班人在建校初期就对学校师资队伍状况，以及对大楼和大师两者之间的轻重关系，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当时，教师队伍的学历层次和学术水平在总体上是比较低的。以学历层次为例，教师以本科为主。当时，全校已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只有6个人，其中4人还是校领导。王少平博士在合校后不久，就申请调往了华中科技大学。时至今日，我依然为当年没能留住王少平教授，以及未能留住颇有才气的董登新教授，而后悔不已、自责不已。在一个开放的办学环境下，高校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学生培养质量的竞争，关键在师资队伍。所以，学校党委行政在20字治校方略中，率先提出“人才强校”战略，绝意狠抓师资队伍建设，把“出大师”摆在比“建大楼”更为重要的地位。为此，学校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引进人才、培养教师、鼓励优秀青年教师脱颖而出的制度和措施。
首先，以事业前景和优厚待遇吸引高学历、高职称、高水平人才。学校在资金十分紧张的条件下，专门为引进博士和优秀人才，加盖了两栋青年教师大楼，共计200多套；为了解决中青年教师子女就近入学难的问题，学校在市内的原计管院老校区，以及原金专附近的粮道街等重点中小学附近，改建了一批学区周转房；对于学校急需的“三高人才”，学校还在配偶安置、子女就业、科研配套经费等方面，尽力满足他们的愿望。到了2007年，全校共引进教授4人，副教授12人，博士53人。现如今，这批教授、博士许多都已走上学科带头人的重要岗位。例如，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张青教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孙宝林教授、以及工商管理学院的陶君成教授……。
不断加大青年教师的培养力度，积极鼓励他们在职攻读博士、硕士学位和国内外进修提高，并给予博士津贴、报销学费和计算校内教学工作量等优惠政策。2003—2007的5年时间里，全校中青年教师中有136人考取博士，209人考取硕士；共派出74名教师到国内知名高校进行课程进修，48名教师到国外访学；选派10多名中青年教师到实务部门挂职锻炼。我们还根据“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人才理念，采取“户口不迁、关系不转”的柔性方式，引进了多位国内重点大学的知名教授，担任二级学院的学科带头人和主要负责人，如武汉大学的周茂荣、徐德宽教授，以及中南财经大学的朱新蓉、李大明教授等；还聘请了3位知名海外华人学者担任学校专业研究机构的负责人。
此外，学校还特别加大了学科带头人和青年教师团队的培育力度，在教学、科研实践中给他们定目标、压担子，加快青年教师成长。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辜负学校的期望，何慧刚教授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之一。合校之初，学校极度缺乏博士级的高学历专业教师，慧刚不仅外语棒，而且金融专业基础扎实。2006年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已是外语学院院长的他，又成功进入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后研究。他和当时的方洁、李长爱、蔡红英、邓毅、谈多娇、张立勇等博士一起，为原三校青年教师群体树立了一个可敬可学的榜样。艺术与传播学院的张军教授，在合校初期还是一名普通的副处级干部。在我和元武书记的鼓励下，他毅然弃官从教，潜心于教学和科研。10多年后的今天，他不仅成果累累，而且还成为蜚声港澳台的大陆知名历史文学作家。
经过5年的引进和培养，学校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明显提高。截至2007年，在798名专任教师中，已获得博士和在读攻读博士学位的教师共143名，占17.9%；已获得硕士学位的教师395名，占49.5%。副高以上职称的教师300名，占专任教师的37.59%，师资队伍的学历结构、学缘结构、知识结构逐步优化。中青年教师已经成为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在这里，我要特别称赞王红处长。作为一名教授，她在担任学校人事处长的那些年里，办事公道、工作细致、任劳任怨、不谋私利，为学校的人才引进工作操尽了心。而且，她的原则性很强，坚持按制度办事。记得有一次，我在电话中要求人事处就校内分配改革问题 “创新、变通”一下上级规定，这个王红就是支支吾吾的不愿办。我发火了：“我是校长，是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她却咕哝着：“校长也要按制度办事。”直气得我血压飙升、无话可说！
大学的职能之一是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学术研究是青年教师成长为学术大师的必由之路，是加强学科建设的主要路径，也是提高教学水平的重要手段。我在经院工作期间有一句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对于专业教师而言，科研好的教师，他的教学可能不一定好（其中涉及口头表达问题）。但是，科研一塌糊涂的教师，其教学质量一般不会好，因为专业课堂不是舞台，不能讲相声！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学校高度重视教师科研工作，不仅每年都要召开科研工作会议，还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科研的制度和措施。为了帮助中青年教师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高档次的标志性成果，我鼓励他们大胆申报国家自然基金、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为此，学校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从北京外经贸大学聘请到了著名的国家基金项目主持人，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委的林汉川教授，每年定期来学校做课题申报辅导；二是对于当年申报国家自然、社科基金等重大项目未能中标的教师，视同完成学校科研项目，予以经费补助；三是对于申报成功的项目和教师本人，学校给予重奖。三校合并之初，学校的国家自然基金、社科基金项目为空白，到了2005年便实现零的突破，申报成功2项（许建国、李长爱）；2008年4项（张青、鲍升华、彭芸、王丹）；2009年3项（蔡红英、许传华、王国红）；2010年……。这些教授们了不起！时任科研处长李卫星功不可没。
情系教职工
在中国，大学是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教职员工是学校的主人。办好大学、培养人才，一方面利在国家，另一方面也应该惠及教职工个人。一所大学的领导者在推进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惟有胸中装着群众，心里想着教师员工，并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希望，才能调动起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巨大能量和积极性。基于这样的考虑，在2002年底的一次新校区建设动员会上，学校向全校教职工做出了两项慎重承诺：藏龙岛上苦战5年，职工新房1套、教授年薪10万。显然，这项“5110工程”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状！
经济学院所在的藏龙岛，今天虽然已经融入了现代化的武汉光谷自贸区，但在2002年之前，它不过是江夏汤逊湖西岸的一片湖滩之地和不毛之地，远离中心城区30多公里。当年，我和柯美录副校长曾在新校区指挥部创作了四句“顺口溜”，以描述当时的荒凉景象：“交通基本靠走、说话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娱乐基本靠……”。当年的藏龙岛，对外连大路都不通，入夜后更是一片漆黑。鉴于这种情况，学校党委一班人高瞻远瞩、未雨绸缪，毅然决定在建设新校区的同时，配套建设“汀澜苑”小区，为全校在职在岗的教职工每人修建一套环境优美、集中供暖的高品质住房，我们的元武书记将其定名为“教职工周转房”。当年考虑建设周转房的最大意义是，校园有人护，学生有人管，避免发生校园重大安全事故，也有利于教师、辅导员与学生之间8小时外的思想、学业交流。2006年6月22日，校长助理林三州和工会主席杨小波这两位在汀澜苑工地摸爬滚打了近三年的校领导，代表学校分房委员会将新房钥匙正式交到了教职工手上。当然，汀澜苑建设也留有遗憾，主要是第5、6层住房没有安装电梯，造成中老年人上下楼不便。10年后的今天看来，如果当年采用低层与高层楼房错落搭配的Townhouse结构就好了。但是，当年缺乏今天这样的眼光。更重要的是，6层楼房建设成本最省，高层楼房还需要安装许多电梯。由于受财力限制，学校也确实拿不出这么多的钱来。
陈云同志曾经说过，我们搞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所谓“吃饭”，就是要伴随着学校事业发展和预算收入增长，在不违背国家财经纪律的前提下，“小步快跑”，逐步提高全体教职工的收入水平。为了兼顾吃饭与建设，确保教职工收入稳定增长，学校采取了三大举措：一是努力增收，不断做大学校总收入“蛋糕”。二是从严控编，即严格控制非教学人员的编制和聘用。三是全面节支，即从预算源头开始，从严加强行政经费、基建经费、专项经费和接待费用等的全程控制。几年下来，三大举措成效凸显。大约是2008年2月的一天，也就是我即将调离学校去省地税局工作的前几天，我请财务处的同志向我提供了一份《2007年湖北经济学院教职工个人年收入总额明细表》。表中的年人均收入数据显示：教授13.5万元；副教授10.2万元；正处长10.6万元；副处长9.1万元，5年增长了一倍多。
学校党委行政兑现了五年前的诺言。
“好大一棵树”
湖北经济学院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各级党政领导的关心、呵护与支持。2006年9月7日上午，原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同志在省教育厅时任厅长陈安丽的陪同下，专程来我校视察贫困生“绿色通道”和学校建设发展情况。我当时正在财政部开会，元武书记率领在家全体班子成员向俞书记汇报了合校四年来的主要工作和学校落实贫困生资助政策的情况，受到俞书记表扬。俞书记的亲切关怀给予全体经院人以巨大的精神鼓舞。
原湖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周坚卫同志在省委分工联系经济学院的5年多时间里，曾经7次亲临学校视察指导工作。2003年春节后开学第一天，周省长冒雪来到原计管院校区，亲切看望师生员工，鼓励我们新年、新校、新进步！2004年12月30日，周省长顶着凛冽寒风，视察了正在建设中的藏龙岛新校区，并为全体教职工做经济形势报告，充分肯定学校建设发展取得的工作成绩。同时，他老人家还为即将落成的湖北经济学院新体育馆欣然题写了馆名。2005年8月12日和11月10日，周省长先后两次莅临学校，指导学校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和党委班子民主生活会，对学校从严治党、加快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他谆谆教导经院人，面对发展中的成绩，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面对工作中的困难，要始终保持创业者的激情，“激情是我们燃烧着的生命！”2006年1月13日，周省长来学校出席省行政管理学会年会。会后，他深入图书馆、体育课部，亲切看望学生和老师，并指导大学生的桥牌竞技活动。7月16日，周省长不顾高温酷暑，又一次莅临学校出席全省资教生行动计划开幕式，并看望为资教生培训服务的经院师生员工。最令人难忘的是，2007年11月18日傍晚，周省长在百忙中牺牲休息时间，专程来学校看望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专家组的王广谦组长和其他各位专家。经院人永远感谢周省长，校园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无不凝结着对周省长深深的爱与情！
时任省教育厅厅长的路钢和原省人大副主任、时任省财政厅厅长的罗辉同志，是最关心湖北经济学院的两位省政府部门领导。从经济学院组建、领导班子配备、办学特色谋划、新校区规划，一直到办学经费、专升本指标的支持，可以说，路厅长为经济学院的发展呕心沥血。我记忆深刻的一件事，路厅长曾在百忙中专程来学校，为“经济学家长廊”竣工剪彩。后来，这个项目荣获了教育部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奖。罗辉厅长虽然是一位大忙人，但他情系经院，我至今都记不清他来了多少次学校。他每次来去匆匆，背着书包，带着电脑，有钱送钱，没钱送情，总是在第一时间将省委、省政府对经济学院的关怀和支持送到我们心上。
在关心和支持经济学院建设的省领导和部门领导中，我们还应当特别感谢张昌尔、郭生练等两位现任省领导；特别感谢原省委副书记邓道坤、原副省长刘友凡、省政府原秘书长胡运钊，以及省政府办公厅王永高、程用文、刘美频等领导同志；感谢省国土资源厅的杜芸生和周清平两位老厅长；感谢省教育厅的陈传德副厅长、原发展规划处周应佳处长和原学生处杨永才处长；感谢省人事厅的翟天山、温兴生两位老厅长；感谢省财政厅的黄明副厅长、预算处周友明、国库处刘洪文、教科文处刘仁樵等老处长；感谢武汉市财政局张福来和武汉市地方税务局徐会希两位老局长；感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徐敦楷老书记和杨灿明校长。
在学校最为“缺钱”的日子里，我们有幸获得了省部共建项目的宝贵支持。为了落实好中央对地方高校的帮扶政策，财政部及有关司局领导十分关心湖北经济学院的建设与发展。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王军同志曾亲临学院视察工作；财政部预算司原司长李萍两度莅临学校，调研、指导省部共建项目；财政部原地方预算司司长、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学院院长王立峰少将，也曾带着浓浓的感情关心学校的建设与发展。
绝不偷食“禁果”
大学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教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奉献精神。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能否发掘和调动这一巨大的正能量，关键在党风和政风。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个学校的党风是否纯正，政风是否廉洁，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党政班子，尤其是取决于作为学校主要领导的书记、校长二人，看他们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的真正做到公道正派和廉洁奉公。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大学“兴”在书记校长，“衰”亦在书记校长。实事求是地说，我和元武书记在当年是懂得这个道理，也是认可这个道理的。为此，我们自定“约法三章”，并要求全体班子成员与我俩一道带头执行：第一，所有的干部任免和人事调动都必须严格按制度、按程序办事，我们绝不屈服于权贵压力，在干部选拔问题上任人唯亲、照顾关系；绝不为了个人私利，在学校违规安排一个领导干部的亲属子女，不允许经济学院成为“七大姑八大姨”的后花园；第二，学校的基建、资产、财务、招生等经济工作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事，我们绝不讲人情、绝不打招呼，更不允许自己的亲朋好友参与其中；绝不报销一张个人单据；第三，我们带头做到廉洁自律，在与校外经营单位、校内二级单位，以及考生家长的工作交往过程中，不接受贵重礼品，绝不碰“脏卡”，绝不收“黑钱”！现在回过头来自我总结，在遵守“约法三章”的问题上，我和元武书记俩人以及当年的班子成员，是做到了或基本做到了，没有辜负省委省政府和全体教职工的信任和重托。元武书记更是不愧于全省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标兵的光荣称号！
对于“约法三章”，学校的绝大部分处长、科长们都是严格遵守的，最令我钦佩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铁算盘”高腊生。他先后在财务处长、总会计师的岗位上掌管着学校的基建采购付款、中标合同谈判等一系列重大财经大权。为了学校的利益，他千方百计的精打细算；对外经济谈判中，他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总是锱铢计较、分厘必争。另一个人是“黑脸包公”陈昌胜。他先后在校办主任和招标办主任的岗位上，参与或主持过无数次的项目招标与合同谈判工作。每当涉及学校重大利益问题时，他总是满脸抹黑、坚持原则，寸步不让。一旦他发起怒来，更是吼声震天、桌椅摇晃：“我的心脏搭了4根桥，谁怕谁呀！”
力戒贪欲、不食禁果，既取决于个人素质和人格品行，也依赖于理想信念与自律教育。在合校初期的5年多时间里，学校党委和纪委总结经验教训，做了大量创新性且卓有成效的工作。2005年2月19日，学校纪委聘请省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徐汉明来校做党风廉政建设专题报告；同年8月27日，学校组织全体教职工赴红安接受革命传统教育；2006年4月13日，学校组织副处级以上干部到洪山监狱接受警示教育；同年8月3日，学校组织处级领导干部赴井冈山接受理想信念教育。在当年那个复杂的新校区建设环境中，如何防范基建腐败，学校纪委书记廖长林和监察处长张代明同志费尽了心血。那些年里，他们俩肩扛责任、横刀立马，抓教育、抓建制、抓监督、抓苗头。为了校检共建和挽救干部，他们陪我一起，不知跑了多少趟检察院……。为了抓好各级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教育，我们这位曾在省委书记身边工作过的小廖书记，到底是会总结、能概括。由他首创的打掉贪欲的四个“幻想”（或侥幸心理），既教育了我，也启发了我。后来，我将其“发扬光大”到全省地税系统的党风廉政教育活动之中。这四个“幻想”是：不要幻想贪腐行为不被发现；不要幻想老板们的“海誓山盟”；不要幻想本人“进去”后不开口交代问题；不要幻想单位领导和亲朋好友“救”得了自己。
自律教育固然重要，但防范偷吃“禁果”的治本之举还在于制度建设和制度约束。譬如，我当年就曾提出明确要求，学校财务预算、基建项目招标等重大经济事项，必须提交党委研究确定。为了防范基建腐败，我们将基建流程中的各个重大风险环节拆分开来，实行分块、分人管理。其中，项目招标与合同谈判，由总会计师高腊生同志分管；项目的施工建设与管理工作，由柯美录副校长分管；项目预算与工程付款则由吴少新副校长分管。实行这样的管理体制，有利于加强基建各环节之间的权力监督与制衡，堵塞寻租漏洞。
理想高于天
合校初期的创业环境不可谓不艰苦。从工作条件看，由于办学硬件不达标，教育部黄牌高悬，学校面临生存压力；早期三校区分散办学，教师们每天要在拥堵的市区道路上来回颠簸，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办学成本高昂；在新校区开始教学运行，但汀澜苑尚未大规模居住的头些年里，学校几十台大巴车每天早晚奔波于新老校区之间，教职工们起早贪黑、披星戴月、苦不堪言。从办学经费情况看，除了原隶属于人民银行总行的金专经费条件稍好之外，其他两所省属学校都比较困难。合校之初，三校“陪嫁”带入运转经费共计1500万元，而资金需求则“狼烟四起”，以至于悲催到了靠贷款发工资的田地。从教职工收入情况看，除了原金专还算是当年的一个“富家子弟”外，原计干院享受准公务员待遇，有饭吃但缺钱花；原商专则略显“贫寒”。从教职工思想情感看，校区观念比较浓厚，无论是提拔干部、评审职称，还是收入分配、老校区置换，校合心未合的情况比较严重，需要平衡和化解方方面面的矛盾。从新校区建设条件看，指挥部的同志们不仅晴天满头灰、雨天一身泥，还要经常面对沙霸石霸的生命威胁。记得有一天上午10点钟左右，我正在参加柯校长主持的每日基建例会，数十名手持砍刀的沙霸石霸突然围住了指挥部。只是在警察赶到后，他们才作鸟兽散。
然而，合校初期的创业者们，又是一批信仰坚定、追逐梦想、甘于奉献，但又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具有非凡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们为了党和人民的高教事业，为了培养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才，也为了自己心爱的老婆、孩子和年迈的父母能够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总之，为了自己心中的梦想，他们没有被困难所压倒。要知道，这些创业者们曾经在将军县红安接受过革命传统教育，传颂着《洪湖水，浪打浪》，“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英雄传奇；他们上过红色井冈，吟唱过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水调歌头》，即使不能“下五洋捉鳖”，但把个汤逊湖闹得天翻地覆，抓它几条桂鱼和喜头鱼，我相信这帮伙计们是可以办得到的！正是在那样一个“火红的年代”，在那么一个充满光荣与梦想的经院大家庭里，上演了一幕幕令我喜泣交加的故事。
先说说班子里的几位副职伙计吧。
张奋勤，我的中南财大77级老同学。在我经常“蜗居”新校区工地的头一、二时间里，他实际上干着常务副校长的活，管着市内三个校区的“吃喝拉撒”，维持校内教学秩序的正常运转，协调学校运行的外部环境。并且，成功地组织申报下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本科专业……。这老兄平时比较低调，只有在问起他当年是如何把家乡县委书记的千金小姐“骗”到手时，他的脸上才露出骄傲且得意的神采！柯美录，我的中南财大研究生同学，著名工业经济专家李贤沛的博士生。他在政府工作过，当过国企老总，作为经济学院副校长，在分管人事等工作的同时，还不能不挑起新校区建设指挥长的重担。三年多时间，1000多个日日夜夜，他几乎每天都吃住在工地、奋战在工地。面对持刀的沙霸石霸，他横眉冷对，面不改色心不跳；但是，当他在工棚里光着膀子主持会议，被前来工地检查工作的教育厅美女处长撞见时，则不得不快速掩身并露出羞涩的憨笑……。呵呵，咱们的柯校长还是一个真爷们！梁前德，一位性情耿直、敢讲真话的统计学专家。他长期分管学工和招生就业工作，对学生们总是怀着慈父般的爱心。2007年6月29日中午，他在办公室将1000元钱硬塞到一个原本打算退学的贫困生手中。见此情景，我也赶忙掏出身上仅有的400元。第三天，那位名叫杨海舰的贫困生给我俩写了一封短信：“你们是我生命中的贵人，6月29日----这一天将永远铭记在我心中！” 吴显富，个头不高，但工作效率极高，有着“小平式”的雄才大略，办一件事，成一件事。显富校长打得最漂亮的一仗，是在2004年8月13日，他带领张以林、张治武、王平、陈军、范久宇、肖九如、赵耘、周建平、杨黎东、陈道义、杨守平等一大批经院“干将”，组织、指挥了市内三个校区15000名学生、数十万册图书、全部教学仪器和后勤设备，奔向藏龙岛新校区的“搬家战役”。那一天的搬家，动用了数百台（次）的大巴和卡车，从大东门到关山口，整个武珞路上警灯闪烁、车流滚滚、彩旗猎猎、浩浩荡荡！此事一度成为当天武汉媒体的头条新闻！漆腊应，当年的高考状元，中国人民大学高材生。他在班子里虽然年龄最小，但点子蛮多。他主抓学科建设，为学校“入主流、办特色、高起点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是学校第一个响应“车改”，开“夏利”上下班的校领导。
再讲讲几位处长的感人故事。
郭奉元，在经院当了十多年的教务处长，算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财经教育专家。他为了新生的湖北经济学院“入主流、办特色”，真可谓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他的夫人长期患病、身体不好，但他常常是难以顾家。杨泽荣，合校之初由原商专的副校级降职改任经院后勤集团老总。这老兄个头不高，但精神抖擞，干起活来既精明又能干。今天，当我们漫步在绿树成荫、繁花似锦的经院校园中时，谁能想到我们的杨总曾经为之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在新校区建设工地上，基建处长李康同志无疑是一个大忙人。基建项目报批是他，组织方案论证是他，现场施工指挥是他，争取缴费优惠是他，协调上下关系、处置各种突发事件，还是他！那时，他还是一个“单身狗”，常常是脸上胡子巴茬、工棚房间里狗窝狼藉。在那些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他从不叫苦，也从不喊累。2007年5月1日，李康终于结婚了。婚礼的头天晚上，我和国际交流处杨本宜等几位同事正在远赴挪威的海轮上。大家非常高兴，在船舱里你一句，我一句，集体创作了一幅不是太雅的婚礼贺联。记得上联是：藏龙岛荒滩上康哥夜以继日勘探忙。这下联就记不起来了，感兴趣的可以去问问与我随行的高腊生、郭奉元、王虹、彭代武、陈义等“楹联作家”。刘志荣，一米八几的广水大汉，长期担任学校的招毕处处长。为了增设学校的本科专业，扩大本科招生规模，为了争取宝贵的专升本指标，为了应对有关方面不谙实情的收费责难，志荣同志几乎用尽了自己所有的人脉资源。他和刘薇带领招毕处的小伙子们，年年暑期加班加点，战高温、斗酷暑，含笑送走一批又一批的经院才子。郑国霞，难得的高校人事业务女专家，才华出众。她舍小我、顾大局，长期默默地奉献在人事处副处长的岗位上。记得是在2006年元月，学校党委准备采取公开竞聘方式，选拔一批正处级领导干部。不论是学历、资历和能力，还是论工作实绩和群众公认度，郑国霞同志都应该上。然而，当我了解到她想竞聘其他二级单位正处岗位时，我向她说了一番掏心窝子的话：“小郑啊，学校劳资是一大摊子复杂业务，再加上学校就要启动分配制度改革，你如果离开了，谁又能马上接得上手呢？你无论如何要再帮帮我！”时至今日，我仍然为当年影响了郑国霞处长的个人进步而自责不已。
风雨中誓师
2002年，也就是经济学院合并组建的那一年，中国高校合并的大潮还未退去，教育部就颁发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决定对新建本科院校教学工作水平进行合格评估。省教育厅要求我校在2007年接受教育部专家组进校评估。
评估指标一共分为：办学指导思想、师资队伍、教学条件与利用、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教学管理、学风、教学效果等7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和45个观测点。2003年，学校曾对照评估指标要求，进行了一个初步的自我“预估”，发现有多个重要的一、二级“硬指标”不合格或基本不合格。主要包括：（1）“师资队伍”中的生师比，以及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比例；（2）“教学条件”或教学硬件中的生均校园面积；生均校舍面积；生均图书；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四项经费占学费收入的比例；生均四项经费增长情况，以及校园网和运动场及体育设施状况。（3）“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中的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双语教学。（4）“教学效果”中的毕业论文（设计）质量。所以，当年学校党委关于湖北经济学院“黄牌高悬、生死攸关”的风险预警，一点也不夸张。
面对严峻的评估形势，学校党委一班人和各二级学院的党政主要领导没有被困难所吓倒，相反，他们以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必胜信念，团结、带领全校教职工，打响了一场历时三年的教学合格评估“保卫战”。按照以评促建、以评促管、以评促改、评建结合的总要求，各学院、各职能处室及各教辅单位，针对评估指标涉及的自身“硬伤”，一项一项的建、一项一项的改。1000多个日日夜夜啊，我们可亲可敬的老师们、干部们、工人师傅们，为了“迎评”，他们不知牺牲了多少个周末假期，不知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不知历经了多少次曲折磨难！只是到了2007年的10月，他们才得以充满自信但又忐忑不安的心情，准备迎接教育部评估专家组的到来。
2007年11月15日，也就是教育部专家组进校评估的前三天，学校决定在西区运动场举行隆重的迎评动员誓师大会。那天的大会计划上午9点钟开始，但天公不作美，一大早便狂风大作，暴雨倾盆。然而，风再猛，也挡不住教职工们追逐光荣与梦想的步伐；雨再大，也浇不灭同学们对母校火一般的恋情！只见那万把雨伞，姹紫嫣红，一股股人流顶着风雨从学校的四面八方涌向宽阔的体育场。方洁和黎元奎带着金融学院的师生来了，蔡红英和张棣带着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来了，曾宪初和张永红带着经贸学院，彭代武和唐新跃带着工商管理学院，李长爱和刘尚林带着会计学院，陈元江和李德洪带着信息管理学院，王虹和夏春华带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陈义和林敬山带着艺术与传播学院，王远坤和王金国带着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李振华和俞红带着法学系，苏文慧和田琼华带着社会科学系，邓俊和夏新安带着外语系，赵堃带着体育教学部，冯建军和杨正才带着管理技术学院的全体师生们，来了，经院人都来了……!
我和全体校领导冒雨站在主席台上。望着眼前这风雨中飞扬的彩旗、涌动的人海，听着那激昂的歌声和口号声，如同梦境一般，我惊呆了、感动了！不知何时，也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湿润了我的眼眶……。此时此刻，我想到了校办王平主任，为了这一天，这位为人忠厚、办事极有远见和效率的“大内总管”，他在办公室、在迎评活动的指挥一线，不知协调解决了多少矛盾，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我想到了汪洋、薛吉宝、聂春田三位“迎评干将”，为了这一天，他们在案头前、台灯下，不知写出了多少评建方案，头发都写白了；我想到了戴顺斌这位“华师帅哥”，为了这一天，他主动放弃了难得的出国考察机会；此时此刻，我还想到了学生处的张以林、朱磊二位处长，为了这一天，他们带领全校的班主任、辅导员，精心呵护着这些风雨中的孩子们，不知默默的付出了多少……。
是啊，自我2008年3月1日调离经院，至今已经有10个年头了。回忆起合校初期，我和经院同志们一起创业的那段经历，无疑是艰难的、荣耀的、梦幻的、难忘的，感谢同志们赐予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每当独自一人在夜深人静的校园散步时，我总在想，时代会变，经院发展的目标和任务也将与时俱进。然而，经院人在死里求生的创业初期所凝聚起来的那种“经院精神”，则是弥足珍贵的，也是永远不会变的，值得后继的经院人薪火相传。那么，这种“经院精神”究竟是什么？元武书记概况为四句话：“忍辱负重、坚韧不拔、首战用我、用我必胜”。书记说得好，《国际歌》唱得更好：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
全靠我们自己。”
《国际歌》的庄严旋律启发着我也想到了四句话，即“思想解放、实干担当、追求卓越、坚韧自强。”这是否也是支撑我们走过那段艰难时光、创造所谓“经院现象”背后的“经院精神”呢？
哦，听吧！《团结就是力量》那铿锵有力的旋律，和着风声、雨声、欢呼声，开始响彻校园上空！
我们在歌声中向艰难而又光荣的昨天挥手；
我们在风雨中为即将到来的本科评估誓师；
我们在追梦中为经院更加灿烂的明天启航！
（作者系湖北经济学院第一任院长）